“快”增長階段終結的原因何在？
既然經濟快速增長具有如此豐富而又深刻（深遠）的意義或內涵，那麼，為何不再繼續循此前行甚至上揚，不再繼續爭取更高更快的增長率呢？到底是什麼原因致使“快”增長階段的終結呢？本文主要做出以下三點分析。
一是為“自然增長率”的規律性作用所制約。經濟學揭示，任何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無一例外都受到“自然增長率”的規律性支配。何謂經濟的“自然增長率”？即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在特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組織化程度以及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而呈現出來的相對固有的增長率。“自然增長率”的本質，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而要改變這種均衡或者創造新的均衡，取決於技術創新或制度改革等關鍵變量。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把經濟增長劃分為准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持續起飛階段，強調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必須圍繞新技術建立新的充滿活力的管理組織，培養和組織新型工人，採用新的融資和銷售方式等。
我國經濟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處在典型的“持續起飛階段”。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道路，打破了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封閉僵化體制，讓蒙昧已久的中國人得以了解外部世界，並逐漸融入經濟全球化、一體化浪潮之中。后發優勢又使成千上萬的創業家們，以相對較低的成本迅速發展起來﹔再加上起步之初GDP盤子很小，較易提高增長率或增長速度。現在，經過30多年的快速增長，我國已形成與發達國家大體相當的產業布局，但由於產業技術層次偏低，在產業空間相對飽和的背景下，就必須通過技術進步、提升產業層次、開拓新的市場來實現下一步的增長及發展。其中，技術進步至為重要，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理查德·R·納爾森在《經濟增長的源泉》一書中所說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首要力量。實物投資及人力投資主要是作為技術進步的伴隨物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如果我們不大力推動技術進步，還在既有產業層次上繼續搞低水平擴張，那麼，其增速越高，就越有可能斷送或偏廢“長發展周期”（重要戰略機遇期）。鑒此，可以說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增長的絕對數（GDP基數）不斷擴大，也確實到了主動調整增長率或增長速度的關鍵節點，即進入所謂“增長速度換擋期”。通過調低增速，傳遞出要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調結構、轉方式”、切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上來的強烈信號，這需要戰略勇氣和戰略定力。
二是為粗放增長模式的負面影響所制約。長期以來，我們在追求“快”增長的同時，由於缺乏經驗、缺乏對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粗放增長模式，其典型特征就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其負面影響主要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高、經濟增長過多依賴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拉動、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不足、內需外需不協調、城鄉區域發展失衡等。
大量數據表明，粗放增長模式造成資源大量耗費和環境嚴重污染，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及建設“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都構成了較大危害。據國家環保部稱，全國經濟增長中較為領先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區域，面積僅佔整個國土面積的8%，但單位平方公裡的污染物排放量卻是其他地區的五倍以上。從2000年至2011年，這三大區域的煤炭消費量由5.05億噸猛增到14.4億噸，約增長300%，佔全國煤炭消費增加量的55%，而這又是因為火電增長301%、鋼鐵增長617%、水泥增長263%等等。
這樣一種增長模式，倘若再沿用下去，必將中斷經濟持續發展的歷史進程。它過多依賴低端產業，過多依賴廉價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如果不主動加以調整，該消腫的消腫、該降火的降火，不僅“快”增長的正面成果難以接續或享用，甚至連“適度增長”、“平穩增長”的難度也會不斷加大，以致嚴重制約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前景。
三是為世界經濟環境趨緊的“新常態”所制約。各類分析表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經濟低迷已被普遍描述為世界范圍的一種“新常態”，其突出表現是需求的短缺化，即市場需求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競逐的最稀缺資源。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是經合組織，對近期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都不樂觀，美歐日等幾大經濟體低速增長態勢仍將延續，這必然影響到我國企業的產品出口、對外直接投資、國際市場拓展等﹔同時，一些新興經濟體採用大體相似的“出口導向型模式”，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也會制約我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及其對增長速度的拉動。即使僅從增速角度考慮，如何“穩出口”也已成為宏觀經濟均衡發展中的一大挑戰。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用“三速復蘇”描述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她認為，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是“高速”增長版圖，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是“中速”增長版圖，歐元區和日本是“低速”增長版圖（屬全球經濟增長“短板”）。她提醒說，盡管全球資本市場有好轉跡象，但世界經濟短期內難有大幅提升，看似可控的全球經濟風險仍然暗藏玄機（《參考消息》，2013年4月12日第4版）。
必須指出的是，相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國仍在她所描述的“高速”增長之列﹔但是，相對於此前我國的“快”增長階段，眼下則萬不可陶醉於她的“高速”之論。自從啟動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之后，中國已日益深度融入外部世界，對外依存度越來越緊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的復蘇回暖速度或程度肯定不同，而中國率先走出低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提升（2012年達到20%以上），似為舉世公認，但即便如此，也斷不能以“一枝獨秀”、“風景這邊獨好”之類而自夸或自慰。由於出口拉動受限，近年來已直接影響到它對GDP增長的比重，便是不爭的事實。
可見，受“自然增長率”等各種因素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性放緩”已成定局，即快速增長似已走到盡頭，隻能轉向趨緩。盡管在世界幾大經濟體中，我國能夠在7%乃至6%這樣的區間內“穩增長”，依然不可謂不“快”、不可謂不“高”，但由於經濟體量（GDP基數）還將繼續加大，從大的趨勢看，增速減緩就成為必然甚至不可逆轉，一般不會出現像“文革”內亂后轉入重建時期那樣的基於內生動力並合乎規律的高速增長或“快”增長。而“快”增長階段的終結，則迫切要求我們必須學會並適應逐漸調減增速，適時轉換“機遇意識”，即不能沉浸於以往那種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要搶抓提高創新能力、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這個新機遇，表現在增速調減上，就是要義無反顧地進入“適度增長”、“平穩增長”新階段，進入“較高速”（“准高速”、“次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長新階段，並牢牢定格在“長發展周期”（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框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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