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
上述“新機遇”，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快”增長階段終結的“倒逼”效應，但接踵而至的突出問題，便是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加大。如何穩住宏觀經濟運行方向，採取各種有效對策排除諸多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以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這考驗著我們在國內外經濟格局深刻變化下的應變能力、掌控能力以及創新能力。
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是我國經濟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后必須高度正視的一項新的戰略任務，需要各級政府及有關方面都盡早擺脫以“快”為上的慣性思維，確立“去高增長”意識，破除“快速依賴症”和“速度情結”，促進全社會提高規律性認識水平，調整好一系列經濟行為取向。同時，要解放思想，多管齊下，致力“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
一是必須加強增長速度的調控管理。“快”增長階段的終結，對“穩增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社會就業等需求所制約，增長速度應絕對防止出現劇烈震蕩，也就是說，可以平緩下行，而決不能驟然下滑。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新階段的基本定位是“不快不慢”、“不緊不慢”，這其實比一味求快的增長階段更困難、更具挑戰性，因此，必須以強烈的“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搞好增速調控，使經濟增長避免陷入大起大落的窘境。
應當明確強調，“快”增長階段的終結，並非“長發展周期”（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終結。放慢一點，正是為了拉長一些，這恰是一種戰略自覺與戰略自信，也是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內涵之一。
還應當明確強調，“快”增長階段的終結，本質上是黑色GDP的終結、血色GDP的終結、水分GDP的終結、濫用“三公”消費GDP的終結、中秋月餅過度包裝及送禮旅行GDP的終結……，而決不是正常速度的終結，決不是完全排斥增長速度，更不是主張絕對的慢或者越慢越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發展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否則就沒有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物質基礎，從而也不會有社會大局穩定。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與以往的提法有所不同。持續健康發展，要求的是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科學發展觀，包括“科學增速觀”！
二是必須切實提高“質量和效益”。順應客觀規律，主動調整經濟增速，直接目的之一就是要進一步確立“質量和效益”意識,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真正轉移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質量和效益”上去了，即使增速調減一點也不怕，依然能“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在這個意義上，“快”增長階段的終結，如果正是“高質量、高效益”階段的開啟，那麼，所謂“趨勢性放緩”不僅不是無可奈何的無所作為的“慢”，而且還慢得其所、慢得得當，完全有利於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從十八大報告看，“質量”正在成為執政黨的一大倡導，以前所未有的強度進入全民意識，有望形成一種時代精神，全方位弘揚、全覆蓋滲透。報告除了繼續要求“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之外，還多次提到“城鎮化質量”、“民主集中制質量”、“提高發展黨員質量”，“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這從一個角度警醒我們，在新的經濟增長階段務必努力提高“質量和效益”的思想自覺、戰略自覺和行動自覺，使經濟增長進入新的更高層次的良性軌道。
經驗証明，要提高“質量和效益”，最佳途徑就是鼓勵創新，因為隻有創新，特別是自主創新，才能贏得最好的“質量和效益”。所以，提高“質量和效益”，本質上就是要在更大范圍倡導創新思維，在產品、供應鏈、產業鏈等方面多出創新成果，創造更高的附加值，以緩沖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
三是必須加快重點領域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之后，在短短幾個月內，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的體制改革，密集出台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清理審批項目、實行民間組織無主管登記、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理、啟動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具體舉措，對提振全社會對深化改革開放的預期收效明顯。現在，中央又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必將在收入分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戶籍管理制度、財稅金融體制、國資監管體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改革無疑要加強頂層設計和宏觀思考，加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也要尊重基層和群眾的首創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不為體制機制障礙所束縛。各級政府要勇於擔當，立志向人民負責、向歷史負責、向子孫后代負責，將深化改革開放切實付諸行動，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講稿裡、屏幕中……
推進改革開放，有很強的時效性、機遇性，一旦錯失便很難找回。而倘若找准了、干對路，就會極大地改善和優化生產關系，從而促進生產力的更大解放與發展。前一階段，人們對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充滿期待，其實正是對“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新一輪深化改革開放充滿期待。全面深化經濟社會重點領域乃至各領域的深刻變革，旨在繼續釋放“改革紅利”，推動經濟增長實現較長時期的“穩中求進”、“穩中有進”、“穩中有為”，促進各項事業發展。由此，何愁不能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加大的挑戰？
四是必須大大釋放民間投資活力。現在，人們越來越重視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以中國現實發展階段的特點看，重視消費的拉動作用不能以偏廢或低估投資的拉動作用為前提。其中的核心問題仍是如何正確處理投資、出口與消費三大“動力”之間的均衡關系。消費拉動固然重要，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投資的方向與結構，因此，不宜過早“冷落”投資。當務之急在於大力調整投資結構，也就是說，要嚴格約束政府投資沖動（主要限於公共品的供給領域），恰當用好社會投資，進一步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民間投資也要注重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在產能普遍過剩背景下，應出台好的政策引導其加強或加大研發投入。沒有研發投入，就談不上技術創新。據統計，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R&D）經費支出為5994億元，僅佔主營業務收入的0.71%。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支出為5031億元，佔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僅為0.93%，而主要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為2.5%至4%。科技型小企業普遍融資困難，發展受到很大制約。這種狀態不改變，就不可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不僅緩解不了，久而久之，還會累積加重。
現代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說過，“資本所有人可以說是個世界公民”。民營經濟一頭連著經濟繁榮，一頭連著社會穩定。放手發展民營經濟，卸掉“彈簧門”、打碎“玻璃門”，引導好民間投資的方向和路徑，可以分散或沖抵因政府過量投資而容易釀成的財政和金融風險，避免增長速度大幅下滑。無數事實証明，民間投資興，則市場經濟興﹔民間投資活，則市場經濟活﹔民間投資穩，則市場經濟穩。隻有“穩投資”，才能“穩增長”！
前不久，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部署，著力改革注冊資本登記制度，以放寬市場主體准入、降低創業成本、創新政府監管方式，這必將大大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推動新興生產力發展，鞏固經濟增長“穩中向好”態勢。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明確肯定，“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並且首次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對穩定民間投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都具有深遠的鼓勵、支持和引導意義。在進一步正確處理、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關鍵是應當賦予民間投資、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更加可靠的合法性、正當性，加快“法治中國”建設，使整個中華文化堅定支持各類勤勞致富、智慧致富、誠信致富的創業者，讓那些充滿創業精神（冒險精神、企業家精神）的民營企業廣受贊許，並成為全社會效仿和仰慕的對象。倘能如此，就會激發出足夠巨大的能量和活力，促進更多的小微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企業成長，以有效拉動經濟增長，規避經濟下行壓力及風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社會，真正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發展”。
作者系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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