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職能轉變的法治化——訪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

　　記者：您覺得鐵路的第二步改革應當是什麼方向？

　　江平：第二步改革應該包含市場化票價等等問題。我覺得首先應該遵循的規律就是市場規律，市場價格肯定要隨著需求、成本的變化不斷變化。不可能設想一個票價幾十年一以貫之。我們的石油價格現在也十天一變了，這是適應了市場的需求，不能幾個季度才變化一次，這個不合適。我們現在的電價，還有其它的有些價格也好像並沒有反映市場規律。市場和價格脫離的現象太嚴重，煤價自由放開了，電價卻不能放開。但是這有個原因，就是終究國家還是要控制跟國民經濟有關的，老百姓生活有關的價格，這個要是變動太大也不合適。所以如何解決好這兩個矛盾，包括鐵路價格放開以后，國家在短時期內仍然要控制這個價格，不能讓它在某一個時期上漲太離譜了，否則老百姓怨聲會太大。

　　記者：網上有報道稱，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管理室主任劉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改革不徹底，鐵路企業引進競爭機制和鐵路總公司分拆不合理的話，鐵路的壟斷就會由政企合一的壟斷演變成一個大壟斷企業的壟斷，“壟斷的合法化、合理化比過去政企合一時代的壟斷更糟糕”。您贊同他的觀點嗎？

　　江平：總得來說是這個道理，也就是說鐵路的改革涉及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鐵路要不要引進競爭機制，要不要引進市場機制。我個人認為，鐵路現在是絕對的國家壟斷，而且是事實上的壟斷。我也認為在短期內中國的鐵路不可能引進太多的競爭機制，或者說在短期內不太可能有民營鐵路的出現，因為鐵路壟斷格局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鐵路民營化就存在價格、管理等怎麼統一起來的問題。不過，我覺得未來是很可能迎來民營鐵路系統。日本的鐵路，英國的鐵路，很多都是原來國有鐵路變成民營了，所以現在我們的鐵路不能引進競爭機制，不等於說將來的民營鐵路不可能實現。雖然它可能出現的時間會比較晚一點，但是這個競爭會引進的。因為不引進的話國家客觀上壟斷了這個行業，這是很可怕的。

　　記者：這次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簡化行政審批，向市場、社會及地方放權。過去在簡政放權的過程中經常出現“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您認為這次改革如何避免這種現象？

　　江平：我認為從總體上來說這個規律要完全避免也很難，為什麼呢？因為“一放就亂，一統就死”這個現象是我們國家在調控經濟的時候出現的現象。國家一放鬆管理市場就亂，市場亂了國家就要加強管理，加強管理一統就死。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我們過分強調國家管理的作用。計劃經濟就是這樣，計劃經濟就是嚴格管理，稍微放開一點就亂，亂了又來管理，又來加強管理。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依然過多地依靠國家管理。舉例來說，現在我們講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什麼？實際上就是強調對於金融市場、商品市場等的管制作用。前一段世界發生的金融危機，中國為什麼能夠躲避啊？現在總結就是國家管制發揮了作用，我們的人民幣沒有自由兌換，我們的匯率是國家控制，所以我們可以躲避國際金融危機的這種風險。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似乎總結了一個成功之路，就是國家還要保持對經濟的干預，或者是相當高度的干預，這個結論不改變你說的這個現象就很難避免。因為國家本身仍然是覺得一亂就要管，一亂就要加以控制，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在社會管理方面是穩定壓倒一切，其實我們在市場管理方面也是穩定壓倒一切。就是市場還要保持不能夠亂，而這個不能夠亂就是國家管，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政府的思維仍然沒有脫離這個模式，隻要沒有脫離這個模式，“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隻會有程度的差別。

　　記者：這次改革強調要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您認為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最核心的是什麼？您認為我國目前宏觀管理領域的法治建設狀況怎麼樣？

　　江平：加強宏觀管理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就是宏觀管理，但是我們實際上微觀管理還是很多。微觀的、不應該實行管理的也參與了管理。我們曾經想把經委撤銷了隻保留計委，嚴格說計委是宏觀管理，經委是微觀管理。但是后來發現撤銷了經委問題很大，因為經濟會出現一些微觀的失態，哪個省煤突然間不夠了怎麼辦，那你政府還要管。后來把經委的一些職能又讓計委來管了。我想政府之所以不能放棄微觀，就在於市場經濟並沒有完全放開。如果市場經濟完全歸市場來管了，其實國家不需要很多微觀的管理，就是因為微觀方面還有很多扭曲了市場，政府還不得不進行微觀控制。所以這一點上來說，我們的改革還是不徹底，我們的計劃經濟改為市場還是像吳敬璉教授說的，半計劃半市場，半統治半市場，一半是市場調控，一半還由國家來干預和調控。所以我對於宏觀調控完全贊成，但是對於我們現在仍然有微觀管理的這一部分還需要把它改善。至於改善和加強宏觀經濟最核心的是什麼？我覺得改善和加強宏觀經濟最核心的應該說仍然是要和法治的理念一致。

　　比如說宏觀調控很大的一個問題是財政和稅收的問題。財政和稅收本來應該是人大的權力，那個國家的稅收都是議會的權力，我們現在放權給國務院。因此，稅收還沒有完全由法律來調控。人民代表大會在討論財政預算的時候也出現了這個問題，財政預算到底人大能有多大程度上的干預呢？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你比如說當初修三峽是在全國人大通過的，我還參加了表決，但是三峽在全國人大來表決，那其他的呢？南水北調費用也不少啊，南水北調要不要經過人大討論啊？全國是這樣，地方怎麼樣啊？地方一個重大的項目要不要人大來表決啊？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體制的問題，我們現在並沒有很嚴格來確定哪些稅收，哪些財政的收支應該通過人大來討論。所以在這一問題上，不協調好關系，宏觀調控就始終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