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國糧食價格的真實水平及其影響
糧食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其價格具有拉動市場、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作用。
（一）我國糧食的真實價格長期偏低
根據中國糧網的數據，2001年1月至2012年10月，我國國內糧食價格整體呈趨勢性上漲。以吉林為代表的玉米價格累計上漲117.9%，年均上漲7.3%﹔以河南為代表的普通小麥價格累計上漲101.5%，年均上漲6.6%﹔以江西為代表的籼米價格累計上漲138.5%，年均上漲8.2%﹔以黑龍江為代表的國產大豆價格累計上漲127.3%，年均上漲7.8%。僅以這些數據來看，糧食價格不同程度地上漲了一倍多。但是，價格的考察不能以單一產品的歷史數據作為參照，隻有放在社會生活中，通過也其他價格的比較，才能反映實際變化情況。
與全國居民收入情況相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是2253元和6280元，2011年則達到6977元和21810元，分別增長210%和247%。
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相比，以2002年為基期100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表明，2011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升到基期的178%，10年間，除2009年略有回落外，其余所有年份都呈增長態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相關數據測算，2002年到2011年底，化肥、農藥、家用機油、半機械化農具、機械化農具的價格指數都呈連續上漲態勢，2011年分別達到基期的184%、123%、202%、124%和141%。其中，2000年尿素市場批發價大約1000元每噸，2012年達到2500元每噸，增長150%。這些硬性糧食生產支出，還沒有包括農業勞動者的人工成本。
與農民工工資相比，2002年全國農民工務工月均收入約為659元﹝2﹞，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農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務業工作辦公室主任會議上提到，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達到2049元。比2002年增加1390元，增幅達211%。
與其他農產品價格相比，多地調查表明，雖然存在一定的市場風險，而且投入較大，但種菜、種水果與種糧收入比達8-10倍，導致多地農民由種糧轉為種菜、種水果。為此，全國多地出現了“菜籃子”打敗“米袋子”的情況。
與其他產品價格相比，從2000年到2012年，房價上漲超過10倍，汽油漲價將近3倍。
通過以上對比，不難得出結論，糧食價格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長期偏低的，政府實際上通過收購價政策和市場干預政策，有效地壓低了糧價，保持了CPI的低位運行。從近幾年的觀察來看，雖然糧價經歷了一個緩慢上漲，但真實糧價偏低的狀況並沒有太大改變。改革開放30多年了，實際糧價不增反降，這當然是不正常的。這是一種城市、市民偏向的政策選擇，是以農民發展、糧食安全為代價的。
（二）實際糧價偏低對農戶的影響
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開放的啟動、甚至說中國現代化的真正起點是從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其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實現農民家庭糧食自給自足之外，解決了全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二是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重新恢復了家庭的生產生活組織特性，極大地調動了生產的積極性和生活的經濟性。三是適應了我國社會的消費結構，當時的“以糧為綱”導向是適應全國人民“吃飽飯”的消費實際的。四是每年季節性的收獲，為我國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群眾編織了一張“生活保障網”，保証其基本生活水平得以維持。五是破除了傳統計劃經濟的政府合法性危機。因為人民公社制使得農民群眾生活日益困頓，許多人產生了對政府的信任危機。實行家庭經營后，“能不能過上好生活”不再是政府責任，而很容易被理解為自己家人努力與否和聰明與否。六是將農民吸引在土地上，不致忽然間大規模跨地區、城鄉間流動，對社會造成太大壓力，對社會秩序形成沖擊。
長期糧價偏低正在改變這些現狀。
其一，耕地較少地區的“小農經濟”趨於破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按農村住戶抽樣調查材料，全國人均經營耕地面積2.3畝，人均高於3畝的隻有6個省（自治區），高於2畝低於3畝的也僅有3個省。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12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經驗數據表明，北方大部分年產兩季地區，種冬小麥一季收成800-1000斤/畝，市場價格約800-1000元，種玉米一季收成1000-1200斤/畝，市場價格約950-1150元，兩季種糧直補150元左右，畝均年收入1900-2300元，除去種子、化肥、灌溉等成本800-1000元，畝均收入1100-1300元。如果按照目前的全國農村居民人純收入水平測算，則至少人均種糧要達到7畝以上，才能達到全國平均水平。
筆者調查表明，10年前，人均耕地1-2畝、3-4口的農民家庭，如果從事糧食生產，農業的投入與產出稍有盈余，家庭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10年后，取消了農業稅費，還增加了種糧補貼，糧食價格也有所提升，但土地減少和農資、水電等價格同時發生變化，農村家庭務農收入仍然在2000-3000元左右。可以說，以種糧為主要收入、家庭聯產為主要特征的“小農經濟”正在走向破產。
其二，小農經濟的破產將可能引發巨大的社會問題。雖然依靠科技提高單產，挽救了糧食生產的下滑。但“未來誰來種糧”的問題已經十分突出。許多地方的“80后”農民無地可種、不願意種地、不會種地，對土地和農村也缺乏感情。特別是，家庭的生產生活組織功能再次被瓦解，低素質、缺乏組織的農民日益被拋到市場的大潮中，生活的成本大大加大，未來的不確定性顯著提高。
其三，社會保障的相對滯后和無助感，正在引發農民的不滿情緒。既然種地難以保証體面的、可預期的未來好生活，農民必然將未來再次托付給政府。而我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晚，仍然未做到全覆蓋，且保障水平低，不能實現地區間流轉，社會保障的“兜底”作用遠未做到。長期城鄉二元結構、城鎮對農民進城落戶的歧視甚至敵意，都在加劇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部分土地較少的農民進城后，生活成本高昂但收入較低，生活在城鎮但缺乏認同和融入，實際上已經再次“無產化”、“邊緣化”，對社會的不滿和怨恨都在增加。
其四，土地對於農民的牽制功能正在快速消失，通過種地穩定多數農民、逐步釋放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城鎮就業的機制正在失效。農民進城很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高峰期，東部沿海人均耕地較少地區的這個苗頭正在顯現。一旦農民進城突破現在每年1000-1200萬的規模，很可能對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造成很大的影響。
（三）實際糧價偏低對地區發展和相關政策的影響
全國各地對於種糧的積極性在下降，“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名存實亡。目前，主要糧食生產向主產區集中，地理上重心由南向北移動。從品種上看，稻谷產區東南萎縮、東北擴張，小麥產區向黃淮海集中，玉米產區向華北和東北集中。1985—2011年，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4個東南沿海省份的糧食總產量減少了1034.7萬噸，佔全國糧食產量的比重從18.9%下降到10.7%，其中，僅江蘇略有增產。同期，四省佔全國生產總值比重從20.62%增長到32.24%，四省的財政也是公認的“好日子”財政，領導人也連連升遷。
與此同時，這些地區的糧食生產卻是直線下滑的。比如，浙江省1978年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為4760.13千公頃，其中糧食播種面積3472.20千公頃，糧食產量為1467.20萬噸，此后，一路下滑，2011年分別下降到2462.7千公頃、1254.1千公頃、781.6萬噸，分別隻有1978年的51.73%、36.12%、53.27%。福建省則先揚后抑，1978年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為2701.05千公頃，其中糧食播種面積2213.13千公頃，糧食產量為744.90萬噸﹔1997年分別達到2918.81千公頃、2041.29千公頃和961.78萬噸。此后一路下滑，2011年分別下降到2285.80千公頃、1226.79千公頃、672.80萬噸，分別隻有1978年的84.63%、55.43%、90.32%，更是遠低於農業高峰期1997年的水平。我國地區生產總值排名第一、佔全國GDP11.27%的廣東省更是如此。1952年，廣東省糧食產量854萬噸，超過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產量，開始有糧食淨調出。1978年，廣東全省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在5000千公頃左右。2006年減少將近一半，接近2600千公頃。2011年下降到2530.4千公頃。民盟廣東省委研究表明，廣東每年糧食總需求3800萬噸左右，糧食總產量則在1400萬噸左右，缺口高達2400萬噸。廣東已經不僅是中國最大的缺糧區，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缺糧區。﹝3﹞
表2部分地區生產總值
但是，糧食生產大省（大縣）卻往往是經濟小省（小縣）、財政弱省（弱縣）。比如為我國糧食安全做出巨大貢獻的黑龍江省，其GDP總量僅排到全國第17名。我國糧食生產第二大省河南，其GDP總量僅排到全國第5名。而且兩省的財政狀況並不樂觀。全國第一大產糧縣吉林省榆樹市年產糧食275萬噸左右，商品糧200萬噸以上，但其年財政收入隻有4億多元，與全國百強縣排名第一的江蘇省昆山市財政收入相差近100倍。
正是由於種糧與GDP增長、財稅增加的背離，導致各地種糧積極性下降，搞工商業或“耕地非糧化”的積極性大為提升。“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實際上已經在執行中被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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