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和大都市化，是當前中美兩國在城市化道路上的不同路徑，是兩國在不同國情的基礎上城市化進程的不同選擇，各具特色。美國是典型的市場化國家，市場機制在城市化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城市的興衰嬗變與城市的市場競爭力密切相關。美國城市化進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順序推進，由工業時代的傳統城市化走向后工業化時代的新城市化和大都市化。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則深受政府政策的調控和影響，表現為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在城市的地位、土地利用、勞動力流動等決定城鎮化進程的諸多要素方面，中央政府均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城鎮化的發展階段帶有明顯的地區差別，呈現出與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同水平相應的多樣性特征。
市場機制或政府政策對於城市化進程的主導作用並非絕對，而是各有側重，同時受到兩國自然、社會環境和經濟、行政體制的影響。兩國城市化在地理空間、土地利用和社會特征等方面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差異，這種比較有利於我們當前對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進行探索。
城市化的空間特征
城市化的空間特征展現了城市的地理分布，以及不同規模城市的布局和城市之間聯系的緊湊程度，也體現了城市化對於土地資源的利用狀態。
美國的城市化人口在1920年就超過了50%，工業城市大體完成了對勞動力的聚集過程﹔之后，美國進入了大都市化發展階段，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地域的擴張主要發生在大都市區的范圍之內，①及至1940年，全國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大都市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大都市化的入門階段。2000∼2009年，全國5萬人以上的大都市區人口增長基本都在10%以上（見表1），而非大都市區人口增長僅為2.6%。到2010年，美國83.7%的人口生活在全國366個大都市地區，大都市區人口的增長速度至少是全國增長速度的2倍。
美國大都市化的發展趨勢是大型大都市區的優先增長。1990年，人口百萬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區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一半，達53.4%，美國成為以大型大都市區為主的國家﹔2000年，500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區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近20%，東北部和中西部兩個大都市連綿帶，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則高達31.5%。這種趨勢在21世紀前10年得以延續，2010年，紐約和洛杉磯兩個大都市區的人口各佔全國總人口的6.1%和4.2%，美國大約每10個人當中，就有1人居住在這兩個大都市地區。大型大都市區對各州人口的聚集效應更為明顯，特別是在南部人口增長較快的州。2010年，亞特蘭大大都市區人口佔佐治亞州總人口的一半以上，達54.4%，過去10年全州新增人口的68%居住在亞特蘭大﹔在人口大州得克薩斯，休斯頓和達拉斯－沃思堡兩個大都市區的人口佔全州總人口的49%，過去10年新增人口佔全州新增人口的56.9%。②
中國的城鎮化速度以改革開放為時間節點，前后差距明顯。1949∼1978年間，我國城鎮化率從10.6%上升至17.9%，30年間僅增長了7.3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后，城鎮化取得了快速進展，到1990年增長到26.44%。世界城市化規律表明，城市化水平達到30%左右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階段，城鎮化再次提速，到2011年末，城鎮化率達到51.27%，邁過現代城市化國家的門檻。
2011年，我國共有地級及以上城市288個，市轄區人口總數39815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29.5%﹔市轄區面積64.3萬平方公裡，佔全國總面積的6.7%，城市平均人口密度為619.2人∕平方公裡﹔超過400萬人口的城市人口約10340萬人，佔全部市轄區人口的約1∕4強。從不同規模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數量增減中可以看出，在2000∼2011年間，我國2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增加比例較高，表明我國城鎮化人口也出現了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見表2）。
在城市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區集中的過程中，中美兩國城市化在地理空間上也表現出了各自的特征。一方面，美國的大都市化對人口與經濟的聚集特征明顯。2004年，美國244個大都市區，佔國土面積的26%，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達83%，創造了全美就業崗位的85%和全美GDP的86%，人口、就業和經濟總量之間的比例較為均衡。③有學者預測，在2005∼2040年間，美國新增人口的70.3%、新增住房的71.1%和新增就業的68.8%，都將會集中在美國最大的10個大都市連綿帶。④中國的城鎮化對人口的聚集特征同樣明顯，省地兩級城市市轄區的面積僅佔國土面積的6.7%，集中的戶籍人口近30%，而對經濟活動的聚集程度更高。2007年，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遼中南、山東半島和海峽西岸等6大城市連綿區，佔國土面積的12.38%，集中了全國22%的人口，GDP佔全國的比重卻高達50%，⑤這既表明了6大區域在經濟上的重要性，也提示了我國城鎮化的區域差異較為顯著﹔既說明經濟發達地區未能集中相應的城鎮化人口，也說明中西部城市化地區的經濟發展跟不上人口城鎮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美國的人口聚集特征從全國范圍看，是向大型大都市區集中，而在大都市區內部，則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即人口並非過度集中在中心城市，而是散布於整個大都市地區的中小城市。大都市化以來，大都市區內的人口分布趨勢是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而郊區人口持續增長，至2000年，郊區人口比例達到一半（參見圖1）。比如，作為美國最大的大都市區，紐約大都市區人口雖然達到近2100萬人，但卻是分布在橫跨紐約、新澤西和康涅狄格三州的廣大城市地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裡為1800人。中國城市地區人口的聚集特征為大集中、小分散，即多集中在市轄區，外圍人口相對分散。從常住人口看，2011年末，30個城市人口超過800萬，13個城市人口超過1000萬。我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總數約2176萬，比紐約大都市區稍多，但密度達到每平方公裡6200人，是紐約大都市區的近3.5倍。⑥與美國城市化人口分散於整個大都市不同，我國的城鎮化人口多集中在中心城市。受到戶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城鎮化地區還未形成以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為依托的大都市區，城市人口無法有效向市轄區以外的周邊地區擴散。
土地資源利用的分散化
中美兩國城市化對於土地資源的利用，共同之處是分散性，集約化程度不高。在中國，城鎮化地區的人口是往中心城市集中，分散不夠，使中心城市人口密度過高﹔同時，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城鎮化人口整體上又呈現出一定的分散性，不夠集中，沒有往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集中，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的6大城市連綿區，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的22%，就說明了這種分散性。與我國相比，美國2000年人口最多的6個大都市連綿帶，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高達55.1%。
城鎮化人口在全國區域間的分散性必然導致土地資源利用的分散和浪費。我國的城、鎮是不同的概念，2011年末，我國有城市（縣級及以上）657個，建制鎮19683個。在城鎮化總人口中，人口密度較高的城市（市轄區）與密度較低的建制鎮的百分比分別為57.6和42.4，建制鎮人口較少，但建制鎮建設用地的增長卻多於城市。1997∼2005年，城市建設用地新增442.9萬畝（2900平方公裡），建制鎮建設用地新增479.9萬畝，多於城市。另外，還有農村的建設用地，新增808.5萬畝，幾近前兩者之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遠快於人口城鎮化的速度。1990∼2011年，我國城鎮化人口增加了2.33倍，而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了3.32倍。這還是常住人口的統計口徑，若按戶籍人口計算，差距更大。城市新增面積主要來自於對耕地的佔用，1990∼2000年，53.4%來自耕地，為770萬畝﹔2000∼2010年，68.7%來自耕地，達1900萬畝，20年合計新佔耕地2670萬畝。⑦
我國城鎮化對土地資源的佔用，還表現在各類開發區的規劃和建設上。到2006年底，我國除222個各類國家級開發區外，還有1346個省級開發區，數量和佔地面積以后者為主，面積達7629平方公裡。在分布上，全國約42%的縣級行政區和近90%的地級行政區擁有省級開發區，體現了空間平衡原則，開發區在全國各地可謂遍地開花﹔在區域分布上，東部佔省級開發區總數的49%，中部佔33%，西部佔18%，中西部比例超過一半。眾多開發區佔用了大量土地，但開發區內主導產業分散，趨同性高，缺乏核心競爭力，經濟聚合程度低。⑧以開發區形式出現的土地城鎮化，對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經濟產出並不高，在征地過程中還產生了大量的失地農民或“城鎮化人口”，強化了土地和人口城鎮化在全國范圍內的分散性。
美國的大都市化對土地資源的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中國有著相似性。在大都市區內，郊區人口的低密度擴散被形象地稱為“蔓延”（Sprawl）。美國學界一般認為，假如土地以快於人口增長的速度被消費，那麼一個大都市區便具有“蔓延”的特征。長期以來，由於美國人口較少，可利用的平原面積較大，自然承載能力強，這種土地利用方式雖然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卻是美國大都市化的主要形態。在20世紀中期以后大都市化的快速進展時期，城市地區土地佔用的增速明顯快於人口的增長，90年代之后才有所放緩（參見表3）。
美國郊區的蔓延與大都市區土地利用的擴張，也帶有明顯的地區差別。在郊區化進展最快的1960年至1990年間，人口密度下降最多的前10個大都市區中，有9個位於東北部和中西部的傳統工業化地區。在這些大都市區，人口增長緩慢甚至減少，但大都市區面積仍然增速明顯，最典型的是聖路易斯，30年間人口增長僅16.7%，面積卻大幅增加125.4%，兩者百分點相差6.5倍。盡管如此，這兩大地區仍然是美國城市化人口最多的地區。而人口密度上升的大都市區全美隻有8個，全部位於西海岸和南部的陽光帶。特別是南部州，成為美國城市化人口快速增長的新興地區，如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沃思堡大都市區，在此期間面積擴張了56.8%，而人口則增長了122.9%。⑨城市地區的擴張同樣也侵佔了美國的耕地，在20世紀的后40年，美國每10年的農田損失率分別為6.2%、5.8%、5%和2.7%，高度城市化地區尤其嚴重，比如新澤西州，20世紀60年代該州農田損失率竟然高達27.4%。
盡管美國土地利用中存在著蔓延現象，但這種現象主要是大都市區內部郊區的蔓延，並沒有改變美國城市化人口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地區的現實。相比而言，我國的土地城鎮化分布較散，東、中、西部普遍存在，在人口承載能力較差的西部地區和中東部的生態保護地區和農村地區，也表現出了分散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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