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排斥
中美兩國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共同社會問題是社會排斥，即城市部分居民因其特定的社會身份，經濟社會權利受到損害。在美國，主要是城市政府利用排斥性的土地分區規劃（Zoning）和住房建設標准，在住房市場上形成了針對少數族裔（主要是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和貧困家庭的社會排斥，進而使這些居民以及所在社區在教育、就業、醫療以及社區基礎設施和治安等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被稱為“居住隔離”。
在以郊區化為重要內容的大都市化過程中，居住隔離成為美國城市化的關鍵社會特征，它的內涵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在社區之間、特別是在中心城市和郊區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居住分離現象﹔第二，這種居住分離以種族為分隔線，帶有明顯的種族隔離性質﹔第三，居住隔離源於住房市場上的種族歧視﹔第四，居住隔離與貧困密切相關，因而也帶有經濟隔離的性質。美國學者鄧頓（Nancy Denton）以“隔離指數”來觀察不同少數族裔人口的隔離程度。她發現，在20世紀末期，黑人的隔離程度平均比亞裔人口高出65%，比西班牙裔人口高出35%。因此，居住隔離主要是存在於黑人與白人間的隔離。⑩
居住隔離的程度在大都市區的中心城市尤其嚴重。在巴爾的摩、芝加哥、克利夫蘭、底特律、密爾沃基、費城、加利、洛杉磯、紐瓦克、聖路易斯等10個大都市區，相應的10個中心城市中居住的黑人佔美國城市黑人總數的29%，佔美國全部黑人人口的23%。這些黑人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人口密集的單一種族社區，這些居住區都位於城市的中心，彼此相鄰，聚集成塊。這樣的空間布局使黑人被嚴格限制在圍繞城市中心形成的一小塊地區內，並導致了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11 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有少數黑人中產階級家庭開始進入白人郊區，但是對於減輕居住隔離的程度作用很小。而且，這些黑人家庭大多也是選擇黑人已經佔有相當比例的郊區社區，很難進入白人佔絕對優勢的郊區。在全國50個最大的大都市區郊區中，黑人與白人之間種族隔離的指數仍然高達70以上。黑人集中於中心城市的狀況至今尚未得到緩解。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0年的最新普查數據，2010年，在全美20個最大的大都市區中，有15個大都市區的居住在首要中心城市的非西班牙裔黑人人口的比例，相當於同一城市中非西班牙裔白人、西班牙裔和其他種族的人口比例之和﹔在紐約、芝加哥、費城、底特律、巴爾的摩和聖地亞哥等大都市區，黑人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居住在相應的中心城市，紐約的比例最高，達到61%。12
隨著制造業的工作機會不斷由中心城市及其周圍外遷，排斥性分區增加了居住在工作地點之外的就業者的工作和生活成本，限制了貧困和少數族裔人口的流動，減少了他們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機會。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家庭的孩子也被隔離在破舊不堪的中心城市學校，由於白人家庭的“逃離”，學校不僅變得更加隔離，也變得更為貧困，特別是在全國最大的20個大都市區，高度貧困的少數族裔學校都集中在中心城市和陳舊的衛星城鎮。
在我國，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本文主要是指農業戶籍人口，即農民工）因戶籍限制，無法得到與本地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在住房、就業、醫療、子女入學等多方面受到歧視，這已經是新型城鎮化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自1984年開始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起，至今近30年。2011年，全部城鎮化人口6.9億，城鎮化率達51.3%，其中包括了規模達1.59億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戶籍在農村的農民工及隨遷人口，佔全部城鎮化人口的23%。除去這部分並未真正融入城鎮的“半城鎮居民”，按戶籍計算的城鎮化率隻有35%左右，遠低於世界銀行統計的中等收入國家平均48.5%的水平。13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流動人口數量居全國首位的廣東省，流動人口達3128萬人，佔廣東省常住人口的30%，佔全國流動人口的12%﹔作為流動人口主體的農民工，人數達2661萬人。廣東省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雖然近年來也嘗試著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些改革，但成效並不明顯，還存在不少問題。而且，在實踐當中，實施戶籍制度改革，也並不意味著城鄉戶籍居民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差別的消失，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嚴重滯后於戶籍制度的改革。14同美國的居住隔離主要集中於主要大都市地區的中心城市一樣，中國的流動人口在經濟、社會、政治參與和文化生活領域中因身份所受到的社會排斥，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遠比在小城鎮要顯著得多。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農民工新政”的實施和“劉易斯拐點”的臨近跡象，使有些城市非戶籍人口的社會福利有所改善，但這些改善更多地見於非農業戶籍的流動人口群體。15清華大學2013年10月發布的有關中國城鎮化的調查數據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調查顯示，中國社會當前出現的強流動特征，不僅表現為農民工的流動，城鎮社會內部的流動率同樣很高﹔農業戶籍人口的流動率為21%，非農戶籍人口的流動率則達到了23.7%。現有的針對農民工的流動政策並沒有真正落到這個群體，而是被流動中的非農人口群體所享受。
另外，許多本地農民在土地城鎮化過程中，被人為轉變身份，成為失地農民和“就業無崗、社保無門、衣食無著”（或稱無地、無業、無保障）的“三無”人員。有研究認為，在最近10年，全國至少產生了5000萬失地農民，其中很大一部分失地農民屬於被迫型市民化。16失地農民在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體制、勞動力市場就業和社會關系網絡等方面均受到了排斥﹔其中，中西部地區的失地農民因土地補償標准低，社會保障的空白以及“農民工”的身份地位，所感受到的社會排斥程度遠高於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失地農民，是一種絕對的社會排斥。17上述兩類已經納入我國城鎮化統計口徑的人口，數量超過2億人，保障這個龐大人群平等的經濟社會權利，是我國當前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面臨的最大課題，也是寄望於城鎮化拉動內需以帶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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