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疾病的歷史。”正如瑞典疾病史專家漢森（Folke Henschen）所說，人類自誕生那天開始，各種各樣的疾病就如影隨形，延續至今。疾病襲來，不分貴賤貧富，都要受到影響，概莫能外。
美國歷史學家肯尼斯·F·基普爾在《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中說：“疾病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恆久的生物性經驗之一：疾病不僅是人類生活和生命中無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滅與盛衰更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文明的變遷有著緊密而復雜的互動關系。”
中華民族一如其他民族，自上古以來就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疾病。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雖然消滅了天花，但仍有許多疾病困擾著人們。撇開諸多常見病，不難發現，1949年至今的60多年時間裡，中國內地出現的許多典型病症，往往暗合著當時的時代節拍。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人均收入很低、缺衣少食、醫療保健體系極其有限的情況下，當時主要的疾病是傳染病和營養性疾病。
20世紀50年代以前，沙眼曾在我國廣泛流行。有些地區，發病率可能達到90%。這種傳染性眼病，曾經是中國一類主要的公共健康問題。此后，針對共用毛巾習慣的教育“一人一巾，流水洗臉”，開始在衛生條件有限的民眾中普及。70年代后，發病率大大降低。
20世紀50年代早期，中國70%的農村有瘧疾流行。在採取了包括環境控制、傳播期間的大規模化學預防和大規模治療等各種措施后，瘧疾的發病率大幅下降。這一時期的另一種由蚊子傳播的寄生虫病——絲虫病，也同樣因為滅蚊，而被有力控制。
除了諸多生活條件所導致的傳染性疾病之外，人們還一度飽受一些營養性疾病的困擾，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性甲狀腺腫。因為飲食中缺碘，許多人因此患上了地方性甲狀腺腫和地方性呆小病，這一狀況直到后來碘鹽的大量使用才得到改善。
據《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記載，1960年前后，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一些人由於食物生產和分配的匱乏而徒然喪命，死亡的原因基本上可以歸為兩類疾病：以消瘦和營養不良為特征的全身性飢餓和精神錯亂。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擁抱了全球化，也意味著接受疾病的全球化。上世紀80年代后艾滋病的全球蔓延，SARS和禽流感的廣泛威脅，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所引發的疾病流行趨勢變化，都是中國這30多年來所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1982年，艾滋病病毒被証實已從美國通過血液制品傳入中國。1989年8月，中國僅有22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和3例艾滋病病人。1989年晚些時候，出現了第一例本土原發病例的報道。此后，中國艾滋病的患病人數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在生物的演化史上，人類正是制造生物浩劫的一大來源，人類對其周遭生物的迫害、沖擊，跟某些要人性命的傳染病對人體的傷害，是屬於同一類的。”台灣學者陳勝坤在他的論著《中國疾病史》中的這段話，對於今天所有的人而言，或許都是一句語重心長的警告。（《新周刊》,郭小為）
(來源:湖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