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竊聽故事看當下全球語境中的身份認同
◎ 孫佳山 劉 岩
“竊聽故事”在影視作品中主要涉及兩種題材，一種是間諜片或諜戰片，另一種是科幻片或反烏托邦題材。
先說間諜片或諜戰片。今年的新版“007”，與之前的經典系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敵人來自內部，是叛變的“自己人”。而自己人的叛變，恰恰是因為組織在處理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關系的時候，毫不猶豫地拋棄了他——邦德本人也經歷了同樣的遭遇。這種敘事結構在“007”系列中具有顛覆性意義，顯示了當下全球語境的身份認同問題。今年的美國超級英雄片《鋼鐵俠3》，敵人依然是自己人，邪惡的伊斯蘭形象不過是美國人虛構出來的。這種現象不局限在好萊塢。韓國今年上映的《柏林》也有著類似情節，過去講南北朝鮮的故事可以說涇渭分明，隻要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場，故事就可以講得很流暢。但是在《柏林》中，這種全球語境下的身份認同困境異常明顯，很難說雙方誰更佔道德優勢，雙方前線的諜戰人員不過都是各自高層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雙方高層為了自己的升遷和利益，壓根不管他們的死活。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再說科幻片或反烏托邦題材，以今年在國內上映的《遺落戰境》為例。這個影片延續了2002年《星球大戰前傳二·克隆人的進攻》、2005年《星球大戰前傳三·西斯的復仇》的脈絡。過去科幻片或反烏托邦題材中的敵人也非常清楚，除了外星人，就是科技恐懼，再就是影射蘇聯戒備森嚴的監獄社會。但是新世紀以來，無論是《星球大戰》系列、《終結者》系列，還是《黑客帝國》系列中，敵人消失了，或者敵人也來自內部，敵人是克隆人，敵人就是自身。
斯諾登事件轟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這一事件發生在最強調個人自由同時科技也最發達的美國，而且還在於其把“竊聽”引入到日常生活領域。也就是說“竊聽”不再是特殊的事件，也不再是針對“壞人”的行為，一個普通人也有可能被竊聽，人們可能生活在一個被監控的社會之中。從這個角度，斯諾登事件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一個技術越來越發達的社會裡，個人自由和安全的界限在哪裡？
冷戰時期的美國可以對世界做明確的意識形態劃分，但今天的自我和他者的關系卻變得非常混亂。比如說北非發生的事情，埃及革命中的各派力量，穆斯林兄弟會、自由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激進左翼、軍方，各有不同的目標，在事態發展的不同階段可能相互借重，但又充滿矛盾。面對這種復雜、纏繞的關系，美國無法再像冷戰時期那樣簡單扶植一個盟友，打倒一個敵人，無法再明確區分我與他、敵與友，這種困境充分說明了過去再現世界的方式在今天已經失效了。面對各種矛盾復雜交錯的世界，無法再簡單地重復過去的敘事，不但要建立新的論述，同時也要尋找新的再現這個世界的方式。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對外經貿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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