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故事隱含多重意識形態因素
◎ 李玥陽
《全民公敵》的出現有一個導火線，就是美國當時要通過《安全與保密法》，這部影片事實上是在影射1978年以來美國政府不斷推進干涉公民隱私的法案，也就是號稱能保衛國家安全的法案。
《全民公敵》的敘事方式值得研究。竊聽的危險以及人們對竊聽的焦慮在電影中一直是存在的，《全民公敵》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它使用了一個特別老套的戲碼，這就是小人物最終會戰勝強權，自由主義會戰勝保守的集權勢力。悖論的是，這種自由主義神話一定要想象出比邪惡的強權更強權的正義力量，通過這種更強權的正義力量來確保所謂自由的實施。在《全民公敵》裡，雖然主管是壞蛋，但國家安全局局長卻是好人。與其說這樣一個俗套是有效撫慰了大家，讓大家覺得自由主義的力量一定會戰勝集權，不如說是在轉移問題的焦點，把事關所有當下竊聽事件的最重要的問題，轉移到自由主義對抗專制主義這樣一個二元對立之上。它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不斷地復制自由主義的神話。
事實上，《全民公敵》在很多地方已經顯示出問題背后更重要的東西：一個是種族，一個是階級，當然可能還有性別。比如說在這部電影當中，主人公是由威爾·史密斯扮演的一個黑人形象，黑人形象可能指代黑人、美國少數族裔或第三世界的人。這個電影不斷涉及等級秩序，比如說威爾·史密斯是一個勞工律師，他還沒有被追殺的時候一直在討論一個關於勞工的案件，工會主席被資本家收買以后就對工人暴力執法，這是勞資矛盾，是階級問題。同時威爾·史密斯還遇到一個白人，這個白人跟他一起被竊聽，白人一出現就不那麼被動了。作為一個父親的形象，威爾·史密斯不斷要向這個白人証明自己有保証自己隱私和自由的能力。這個電影中的等級表達，向我們提示了和“棱鏡門”事件相同的邏輯：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隱私究竟是誰的隱私？當誰的自由和隱私受到侵犯的時候，這個事件才被作為一個自由和隱私的問題來討論？
我看《竊聽風暴》時一直有一個困惑，這樣一部歪曲東德生活的電影是怎麼被東德人接受的？東德人難道不抗議麼？看了一些材料才明白，問題不是抗議不抗議，不是東德能不能接受這種歪曲，而是在兩德合並以后這是第一次正面去表述東德，東德人覺得終於能說自己的歷史了，這已經非常不錯了。在兩德統一后，東德歷史一直是一個禁忌的話題。有一個例証，《竊聽風暴》的男主角去世前在一次採訪中非常憤怒地爆料，他的妻子曾經在長達十幾年的婚姻中對他進行監控。這個婚姻已經結束十幾年了，又被重提並鬧上法庭，男演員從東德博物館、檔案館調取了250頁監聽記錄，以証明妻子對他的竊聽。他的妻子很憤怒、傷心，在2006年病死了，接著2007年這個男演員也去世了。當時正是《竊聽風暴》風靡之時，但德國所有雜志對此事都保持沉默。從這個小的事件可以看出東、西德社會的緊張，已經合並十幾年了還是存在內在的分裂。在這樣的情況下怎樣去表述東德呢？以前東德一直以一個特殊的方式被表述，2001年第一部反映東德的電影叫《柏林生活》，講述一個人進了監獄出來后兩德合並了，他是怎麼去適應西德生活的，通過這種側面的表述反映東德。2003年的《再見列寧》，則是戲謔、玩笑、戲劇式的表述，對於斯塔西、對於東德國家安全局，也是以滑稽可笑的蠢貨形象來呈現的。所以這個時候出現的《竊聽風暴》，第一次打破了舊的方式，比較直面地呈現東德的生活，很多學者因此對之特別贊賞。
電影之所以在德國那麼火爆，很大的原因在於德國當時出現了東德懷舊潮。《再見列寧》就是一部懷舊電影，我們在其中看到泛黃的畫面，一個美麗的東德家庭在畫面前非常溫暖，開玩笑、游玩。在這部電影中，出現了很多東德的品牌、電視節目、小黃瓜、小汽車、咖啡等。2006年，德國建成了東德博物館，把人們捐獻的老物件擺在裡面供人懷舊，而且街頭出現了賣東德老貨的攤子。《竊聽風暴》對斯塔西的講述也構成了東德觀眾懷舊的一部分。
另外，導演在電影中的表述是特別復雜的，呈現的情感結構不像后冷戰主流敘述那麼簡單，是一種復雜、糾纏的心態。一方面要把東德描述成一個冷酷無情的、機器般的、監獄一樣的世界﹔另一方面，影片的結尾，那個藝術家在兩德合並后再也寫不出什麼好作品，這時候有一個對話：現在德國有什麼好呢？沒有目標可以依循，沒有標的可以反抗。在結尾處，這個藝術家重新提筆，寫了一本書，扉頁上寫著獻給我的竊聽者。就是說，他最后一次創作激情的來源依然是東德，最后一部作品甚至是向東德秘密警察中的一員致敬的。可見，這部電影反映了后冷戰時期東德人不能用單一價值觀再表述的東西。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文化國際推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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