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書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理論創新與進一步解放思想

《決定》關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理論創新，必將對我們為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而奮斗的實踐產生重要影響。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重點的論述。這是《決定》中總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斷。這個論斷既符合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要求，又是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的，即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的影響和傳導作用。正如《決定》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自從1978年改革從農村向城市推進后，迄今為止，應該說經濟體制改革都是我國改革的中心和主軸。那麼在經歷30多年改革開放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什麼？這是需要統一認識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要國內外大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能也不應該改變。這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根本要求，也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要求。”這個重要論斷告訴我們：當前我國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發展問題。“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 因此，黨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隻有在實踐中堅持這個重要論斷，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對其它領域改革起“牽引”作用。《決定》也是按照這個重要思路來安排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在15項改革中有６項是經濟體制改革，加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幾乎佔了改革任務的一半。

關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述。這個論斷的理論意義和對全面深化改革實踐的重大先導作用，可以與黨的十四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論斷相媲美，這是《決定》中最重要的理論觀點創新。

從黨的十五大到十八大我們都是提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次是提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后者提法是在前者提法基礎上形成的，因而這兩個提法是與時俱進的關系。但是這“兩個字”的改動，表明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有了全新的認識。發展經濟必須把“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結合起來。這是對現代經濟發展一般規律所作的深入淺出的表述。也就是說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和實踐都証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這個重要論斷還告訴我們：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內涵和地位是不同的。就資源配置而言，市場是起直接配置作用的，政府是起引導和影響作用的。就起作用的地位而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是起非決定性作用。但這決不是說市場起全部作用，也決不是說政府的作用無足輕重或可有可無。簡要地說政府是起“到位”和“補位”的作用。因此，我們要把這個重要論斷的兩層涵義說全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闡述了黨中央對《決定》中涉及的十一個重大問題和重大舉措的戰略考慮。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擺在第一個。可以這麼說，《決定》中的這個論斷，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成果，是黨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基礎上實現的重大理論創新。

關於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並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論述。這是對鄧小平提出的要經過努力使我們各方面制度定型的戰略思想的深化和拓展。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並不少，是全方位的。而且有准確的表述語言。他預計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到這是鄧小平關於制度定型的戰略思想。《決定》進一步明確了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內涵是“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而且《決定》進一步指出了實現制度改革和定型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路線圖是指這些重要領域的改革涉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制度。《決定》在論述15項改革任務時，對其中每一項都指出了改革的關鍵環節。時間表是指到2020年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決定》關於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論述，這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深化和拓展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方略。

關於堅持和完善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論述。這是《決定》重要的理論創新。黨在十五大就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並且提出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1999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都重申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兩個毫不動搖”。

《決定》在總結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理論上的突破。《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這段論述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基礎。兩者沒有老大老二之分。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擺在黨中央戰略考慮的第二條。他指出，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的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還從功能定位、產權保護和政策待遇上作了重要闡述。《決定》從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產權保護、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等方面，全面論述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這無疑是重大理論突破。

關於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論述。我們黨對協商民主的認識和實踐由來己久。最早可追朔到民主革命時期尤其是延安時期。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協商民主認識的深化和實踐中一步步扎實推進的軌跡，體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一系列文獻中。這裡尤其要提到2006年2月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意見》明確地把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兩種基本形式。《意見》是新中國成立57年來第一次以黨中央名義頒布的關於人民政協工作的文件。其中對協商民主制度的定位具有裡程碑的意義。

《決定》在以往黨的文獻關於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論述的基礎有重要創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把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把政治體制改革擺在全面深化改革框架中來加以論述。二是《決定》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推進協商民主，有利於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三是《決定》把推進協商民主具體化和制度化。指出要拓寬5個協商渠道，要深入開展5種協商，要規范協商的內容和程序，要更加活躍有序地開展4類協商，等等。

關於政府職能的新論述。政府職能的改革和完善不僅涉及對市場與政府關系的認識，而且關系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方面改革。《決定》對政府職能的論述，表明我們黨對它的認識有了新飛躍。

《決定》界定了政府的五項職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環境保護。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在論述政府職能時都講了四項：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決定》與以往黨的文獻對政府職能界定相比，修改了一項職能，增加了一項職能。這是理論上的重要突破。鄧小平曾經嚴厲批評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黨政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與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無所不管無所不包相比，對政府職能作了這四項界定，可以說是政府職能的革命性變革。這次《決定》對政府職能的新界定，是政府職能的又一次革命性變革。

《決定》修改了一項政府職能是指把政府經濟調節職能改為宏觀調控。這是重大的修改。宏觀調控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政府職能提出的根本要求。如果繼續沿用“經濟調節”的提法，那麼不但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對政府職能提出的要求，而且會給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留下了空間。所以必須修改。所增加的環境保護這項職能，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對政府職能提出的新的客觀要求。而且在當前我國生態環境面臨極其嚴峻狀況下，增加環境保護是政府的重要職能，這合乎規律、勢在必然。《決定》關於政府職能的新論述，這是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是重要理論創新。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最近中央組織部下發的《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其精神體現並貫徹了《決定》關於政府職能的界定。尤其是《通知》提出的“四個不能”是重要亮點。即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考核評價政績的主要指標，不能搞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排名。中央有關部門不能單純以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來衡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展成效。地方各級黨委政府不能簡單以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排名定下一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政績和考核等次。筆者相信《通知》會對各級黨政領導帶領人民群眾實現全面小康的實踐起極為重要的導向作用。

當然，十八屆三中全會理論創新不止這8個方面。比如，關於推進社會事業改革創新、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以及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等方面，尤其是改革政策方面也有很多創新和突破，限於篇幅，在此不再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