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林 郭廣迪
九、啟示
《大辭典》作為一部西方經濟學領域中的“大型的、權威性的、百科全書型的經濟學大辭典”。雖然,其中不可避免的受到研究者(撰寫者)的立場、觀點、方法和研究的視角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如上所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辭典》中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反映了一些西方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們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觀點和看法﹔另外一方面,也給予我們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理論借鑒。
1.毛澤東作為一個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人物,他不僅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也影響著世界。不僅如此,而且,這種影響不僅是深遠的,也是多方面的。以《大辭典》為中心的一些西方學者從他們各自的研究立場和視角出發,對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並發表了他們的研究觀點和認識。因此,認真地研究、分析和理解《大辭典》中西方經濟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不僅對於我們了解和掌握西方經濟學者們的相關研究狀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鍥入點,而且對於促進我國學界對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乃至於毛澤東的其他方面的思想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的。
2.《大辭典》在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研究過程中,注意從毛澤東個人及其社會心理的視角來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大辭典》在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時候,將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置於毛澤東的整個生活過程之中,結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毛澤東思想來源進行研究,看到了毛澤東的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和毛澤東的個人心理發展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影響。這種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為我們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乃至於整個毛澤東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在我國,無論是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還是毛澤東及其社會政治思想的時候(總之,在研究整個毛澤東思想的時候),研究者們往往注重從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大前提和背景出發,來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對於毛澤東及其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我國學者往往注重從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的角度來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而很少有學者將毛澤東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純粹的理論家,來進行研究。正是因為如此,對毛澤東個人的心路歷程和思想來源等因素在其理論的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注意得不夠、研究得也不夠。當然,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大辭典》雖然注意到了這些的作用,但是,有夸大的嫌疑。我們在借鑒西方經濟學者的這一研究方法(或者思路)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一點,以免誤入歧途。
3.《大辭典》在具體論述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過程中,將毛澤東的經濟思想與具體的經濟政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毛澤東由於其特有的歷史地位,身兼有理論家和領導者雙重品質和身份 。即,作為理論家(經濟學家)的毛澤東與作為領導者、政治家的毛澤東問題。從理論上看,雖然作為理論家(經濟學家)的毛澤東與作為領導者、政治家的毛澤東在思想上可以是一致的。但是,這種一致並非是完全的、當然的一致。因為,作為領導者、政治家的毛澤東所面臨的問題與作為理論家(經濟學家)的毛澤東所要分析的問題往往不是完全一致的。作為領導者、政治家的毛澤東所面臨的問題比理論家(經濟學家)的毛澤東面臨的問題更具體、更復雜、更多變、更棘手。而且,有很多具體政治政策和策略的問題與純粹的理論問題是不能等價的。因此,在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時,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大辭典》的學者在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時,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即是可貴的,同時,又給我們以啟示。
4.《大辭典》對於社會主義所採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評論或者說批評,應該說是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我們深刻思考的。我們知道,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如何有效地及時的制定和調節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計劃一直是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必須時常面對,又必須及時解決的重大的問題。這不僅關系到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問題,也關系到社會經濟結構的及時調整和各種經濟關系的和諧發展的問題。正如《大辭典》中所指出的那樣,制定經濟計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面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個方面所展現出來的巨大、變動的數據,以及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經濟,再加上各種因素的影響,如何進行有效的統計,並制訂出正確的發展戰略等一直是困繞著現實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難題。現實社會主義的實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總之,《大辭典》在介紹、分析和研究毛澤東的辭條中,給我們以多方面的啟示。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雖然上述的這些西方學者都是西方理論界的著名專家和學者,但是,由於中西方文化歷史的差異等因素的影響,西方學者對於中國的實際情況並非完全把握,並能夠作出准確的理解。因此,在他們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還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商榷的地方。例如:《大辭典》中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評論以及毛澤東逝世后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的評論或者看法等是有待商榷的。《大辭典》中雖然指出並承認,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1949年之前的領導人 ”和1949年解放后至1976年毛澤東逝世止,中國革命領導層中的 “最杰出”領導人當然無疑對於中國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又說,在毛澤東逝世后,毛澤東的這種影響就“很快”消失了?事情果然如此嗎?現實的答案是明確,筆者就不需說明了。另一方面,《大辭典》中對於毛澤東的國內經濟政策及其經濟增長方式等相關問題的論述雖然是有合理的方面,但是,還是存在片面的了解。如,《大辭典》中對於毛澤東的國際經濟政策的分析就不夠全面。因為,對於毛澤東時代的國際經濟政策的分析是不能夠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如帝國主義封鎖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來考察。否則,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凡此種種,我們作為研究者不僅必須注意,而且,應該給予明確的批評。這也表明了他們對於中國情況的不了解和對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誤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大辭典》中,西方經濟學者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介紹、研究和評論。了解《大辭典》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者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的研究成果,我們既可以窺視西方經濟學者是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研究的狀況,同時,對於我們研究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乃至於整個毛澤東思想提供現實的借鑒,促進我們對於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以及整個毛澤東思想的深入研究。
王志林:男,1963年生,中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郭廣迪:男,1950年生,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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