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

三、毛澤東的經濟體制思想

經濟的發展是通過具體的經濟體制而得以實現的。《大辭典》相關辭條的作者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具體制度上採用了與蘇聯一樣都採用經濟體制，即，“計劃經濟體制”，而這種經濟體制的特點則是,“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計劃綱要須經最高當局，例如最高立法和行政機構的常務委員會，或為此目的召開的黨代表大會批准。下級政治和行政當局，例如縣或省，則將可資利用的資源及對發展的各種需要的信息上報。計劃的實際執行以及具體安排計劃所要求的產出量和投入量，則委托給較低一級當局擔任。……大體上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領導決定戰略性的和長期的各種變量，例如投資速度和投資的部分構成，經濟開放程度以及資源在各不同地區的配置等，而將戰術性或短期的生產決定留給地方當局。”[3](P892)也就是說，在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之中，雖然存在也分權，但是，行政性集中是其主要的特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由中央統一制訂並執行。

毛澤東的中國之所以採用這種計劃經濟體制，《大辭典》相關辭條的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毛澤東吸收了“蘇聯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觀點，認為“經濟決策不取決於市場力量，而是由計劃者的行政指令來決定”[1](P332-333)，也就是說，毛澤東吸收並接收了蘇聯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的思想。而且，“社會主義計劃已有很長歷史了。好幾代社會主義思想家，包括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都把社會主義的有意識的計劃和為利潤而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無秩序混亂’進行對比。”[4]（P943）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一直是發展計劃的最堅持不懈的實踐者。”[3](P892)

簡而言之，他們認為，毛澤東在中國的經濟建設中所採用的“計劃經濟體制”，其原因則在於受“蘇聯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觀點的影響。

四、毛澤東的經濟增長思想

《大辭典》在分析了毛澤東的經濟體制思想及其原由之后，對毛澤東的經濟增長思想進行了分析和介紹。

偌蘭指出：“雖然毛澤東並未明確提出過嚴格的經濟增長理論，但他關於這一問題思想的某些方面仍可以得出來。”[1](P323)也就是說，毛澤東雖然沒有提出過明確的、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理論，但是，通過毛澤東具體的領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具體的做法之中，仍然可以分析出毛澤東關於經濟增長的思想。

毛澤東關於促進經濟增長的思想是什麼呢？在偌蘭看來，毛澤東關於經濟增長的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計劃經濟體制”，毛澤東認為，“對我們來說，計劃是第一位的，價格是第二位的……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1]（P332—333）而且，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也為之提供了保障﹔其二是“高積累”和“高投資”的方式是實現經濟的增長必要條件，“他（毛澤東——引者注）認為高投資率是迅速增長的必要條件”[1]（P333）。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隻能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通過“高積累”和“高投資”的方式來實現經濟增長。

毛澤東在實踐中又是如何保証高投率得以實現的呢？偌蘭表示，毛澤東認為，可以“通過控制物資的行政計劃，對城市工資總額的直接控制以及中國共產黨對農村集體收入分配的影響，所有這些便產生了高投資率”。[1]（P333）

總之，《大辭典》認為，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就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保障之下，採用行政手段的方法，通過不斷地提高投資率的方式來實現。也正是如此，《大辭典》指出，“中國的‘積累’率在1957—1976年的大多數年份內常高達國民收入的30%以上”。[1]（P333）

五、毛澤東的宏觀經濟平衡思想

在分析和介紹了毛澤東的經濟體制思想和經濟增長的思想之后，《大辭典》指出﹔雖然毛澤東的中國採用看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的經濟體制，但是，毛澤東注意到了宏觀經濟的平衡發展問題的重要性，並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進行了闡述。因此，《大辭典》在相關辭條中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一文中的經濟思想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大辭典》首先指出：在毛澤東看來，處理好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十大關系是非常重要。例如，在“發展計劃”辭條中，阿米亞•庫馬爾•巴格奇特別分析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關於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是“十大經濟關系”的作用和意義。他指出：“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毛1956年）中，對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作出了很好的總結。”並表示，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毛澤東認為處理好“包括：（1）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2）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3）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4）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本人的關系﹔（5）中央和地方的關系（6）漢族和 少數民族的關系﹔（7）黨和非黨的關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9）是非關系﹔（10）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在內的這十大關系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在毛看來，中國在其發展進程中保持……各方面關系的平衡是極端重要的。”[3](P892)不僅如此，巴格奇還對毛澤東提出的這十大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並指出了各個關系的意義。他認為，在這十大關系中，“第（6）（7）和（9）顯然是重要的政治問題，他們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合法性，關系到正確對待反革命分子，還關系到中國的基本方向”，而“其他各種關系則主要涉及經濟戰略，而且他們在許多不同場合已經反映出來。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一直到最近為止，感覺到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未予足夠主義。用於發展重工業的資源過多，而滿足群眾消費的輕工業增加太少。”[3](P892-893)應該說，巴格奇的這一分析和見解是正確的。因為在現實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無論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還是國際經濟的實踐，都証明了毛澤東的這一關於宏觀經濟平衡的思想的正確性。

西方經濟學者還對毛澤東為什麼如此關注宏觀經濟的綜合平衡發展如此重視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注意到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之后出現的種種問題﹔其次是與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關，毛澤東的中國為了擺脫蘇聯的控制，尋求獨立發展的道路﹔再次是為了避免在蘇聯出現的官僚主義和技術精英，毛澤東不得不要“另作抉擇”。 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宏觀經濟綜合平衡的思想是有多方面的原由形成的。

總之，對於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中所闡述的關於促進宏觀經濟綜合平衡發展的思想，以《大辭典》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者是非常重視的。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了毛澤東的經濟思想與蘇聯東歐經濟思想上的不同。我們認為，毛澤東的這一宏觀經濟綜合平衡發展的思想不僅對於促進國內或者國際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於我國促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也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六、毛澤東的經濟發展動力思想

《大辭典》相關辭條的作者對於毛澤東關於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或原因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並對其進行了評論。

偌蘭指出：“毛澤東認為，解放是標志著經濟發展和中國階級關系‘不斷革命’的一個長過程的開始。”[1](P333)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的成立不僅為中國經濟，而且為中國的計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基礎和平台（起點）。他們正是在這一前提之下，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對毛澤東關於促進經濟發展動力的思想進行了探討。

1．經濟發展的宏觀動力。偌蘭表示，雖然毛澤東認為“高投資率是迅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在毛澤東看來，群眾的覺悟是“推動社會行動的主要力量”。他還指出，“雖然毛澤東也要現代化和物質進步”，但是，“毛澤東相信有可能(並值得〕改變群眾的覺悟．從而使推動社會行動的主要力量”。而群眾的這種覺悟之所以得以產生和形成，則被認為是源於“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的這種思想，以及以“斗私”和“為人民服務”為內容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即：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斗私’和‘為人民服務’)可能在窮人中更得以形成(‘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在農村比在‘腐敗’的城市更容易形成。”[1](P333)

2．經濟發展的微觀動力。偌蘭還注意到，“毛澤東認為，微觀經濟關系對經濟增長來說是重要的。”[1](P333)他指出，在毛澤東看來，“在合作的環境內，‘工人將把企業看作是他們自己的，而不是干部的’。”而且，毛澤東相信，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可能行，因為，“他相信，這就會把被資本主義對抗階級關系所禁錮的人的巨大創造力解放出來。”[1](P333)

總之，在《大辭典》看來，無論是從宏觀經濟的增長動力還是微觀經濟增長的動力來看，毛澤東雖然相信“現代化和物質進步”的作用，但是，總的來看，毛澤東始終相信群眾的覺悟特別是工人階級的覺悟是“推動社會行動的主要力量”。[1](P333)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英國的著名《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也持同樣的觀點：“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在與國民黨的內戰中取得了勝利。……掌權以后，毛澤東要另作抉擇以替代蘇聯出現的官僚主義和技術精英，他試圖純粹依靠革命熱情和在嚴格的平均主義基礎上大規模動員中國的人力來發展經濟。”[5]（P373）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在《大辭典》看來，毛澤東的這一關於經濟發展動力的思想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是不一致的。正如偌蘭所說：“他（毛澤東——引者）在這方面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1](P333)應該說，他們的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七、毛澤東的經濟政策

《大辭典》還具體地從人口、經濟增長、農村機構和國際經濟這四個方面，對於毛澤東的經濟政策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和評論。

1．人口政策。人口政策是一個國家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政策之一。人口政策的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大辭典》指出：由於“1949年后，毛澤東起初認為沒有必要控制人口。”[1](p333)造成了“中國的人口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內就增長得很快。”[1](p333)並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問題。雖然，毛澤東在“最后他……承認了人口的迅速增長確實是個問題，但在70年代以前，並未進行控制人口增長的持續戰斗”。[1](p332)

2．經濟增長政策。如何發展經濟，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一個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和目標。前面已經指出，《大辭典》相關辭條的作者認為，高投資率是毛澤東的主要經濟增長政策。偌蘭指出，雖然“毛澤東在其著作中提出，在他的領導下，中國擺脫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強調重工業的做法”，但是，中國實際上還是執行的高投資率政策﹔當這種政策導致嚴重后果時，盡管當時“中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在得到允許時）批判造成這種結果的體制，但毛澤東拒絕作全面改變以轉移對重工業的偏重。”[1](P333)

3．農村機構政策。農村機構是領導農民，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組織形式。農村機構設置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農業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狀況，關系到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中國共產黨為此在農村領導農民進行了土地改革，實現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正如偌蘭指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農民進行了土地改革，實行農業集體化，農村合作社成了大多數中國人在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進行經濟活動的基本結構。”[1](P333)也就是說，農村合作組織是上個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農村的基本經濟組織。對於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為什麼實行這種經濟組織，偌蘭分析說,一是因為“毛澤東認為，農村合作社是形成‘社會主義’價值觀，避免‘資本主義’農業的階級斗爭，支持貧困農民的有利條件。”二是因為毛澤東“還認為，集體化可以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1](P333)也就是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之所以實行這種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完全是因為，毛澤東想實現其“社會主義”價值觀所至。不僅如此，偌蘭還結合具體的實踐效果，評論性地指出：“但事實証明，在農民中形成‘社會主義’價值觀，要比毛澤東預料的艱巨得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不斷地開展‘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斗爭，但並不成功。而且在某些農業地區（特別是勞力密集的谷物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管理上規模不經濟的現象。國家對諸如收入的積累和消費的分配等重大集體決策的控制，也使農業效率受到不利的影響。結果，農村在微觀上的問題，甚至比城市還糟糕。”[1](P333)

4．國際經濟政策。對於毛澤東的國際經濟政策，偌蘭首先指出了這樣一種現象：在從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中國的出口貿易規模都很小，然后對其原因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導致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毛澤東擔心，同國際經濟擴大接觸，將使中國‘依賴’外部力量”，因而，雖然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在50年代，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但 “貿易被視作為必然的罪惡”，並“禁止出口企業與世界市場直接接觸”。這樣一來，就“使得企業更本不關心產品在國際上是成功還是失敗。所以，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中國的出口貿易很小就不足為怪了。”同時，毛澤東也“不希望中國有大量的進口，深信中國能夠在國內生產它所需要的大部分產品，也能在技術進步方面做到真正的自給”，並既“不允許外國在中國投資，也不允許中獲取長期借貸”。所以，“毛澤東者這一極端立場的經濟代價是極高的。”[1](P333)他的這一分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總之，《大辭典》從上述的四個方面，對於毛澤東及其毛主義模式中實行的經濟政策及其原因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探討。而且，這一分析對於我們了解毛澤東及其經濟思想是有啟示性意義的。但是，必須注意到《大辭典》在對於毛澤東的經濟政策的分析特別是對毛澤東的國際經濟政策的分析中，所持的分析方法和理論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其中，有些觀點也是我們不同意的。

八、毛澤東的影響與中國的改革

《大辭典》雖然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后不久再版的，但還是對毛澤東逝世后的中國和剛剛進入改革開放的中國進行了分析和評論。《大辭典》在分析和介紹了毛澤東及其所謂的“毛主義模式”后，接著就對毛澤東及其毛主義模式的影響問題進行了分析和介紹，並對1978年后，中國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實行的改革開放戰略進行了評論。

首先，《大辭典》相關辭條的作者認為，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之中，實行“毛主義模式”。在后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毛主義模式”所包含的固有問題開始凸顯出來，並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性的影響。如，偌蘭指出：“70年代中期的中國經濟的會處於危機的狀態，20年來人口的迅速增長，過高而又不平衡的積累率，到處可見的微觀經濟的低效率，孤立於世界經濟之外的做法，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使得中國的平均生活水准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期間，很少有可以衡量的改善，在某些重要方面（如住宅、棉布、食油、娛樂），情況還有所惡化。盡管在保証最低基本消費水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毛澤東逝世時，地區收入的懸殊情況仍廣泛存在，中國人口中相當規模的少數仍很貧困。”而且，“在毛澤東主義的政策貫徹得最徹底的大躍進時期（1958—1959年）后，出現了大規模的飢餓，這點現在已令人震驚地披露出來，中國的官方統計表明，中國的人口在1959—1961年減少了大約1400萬，這暗示著發生了一場人口災難。”因此，當毛澤東逝世后，不僅意味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且，對於身受這個時代影響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疑如“如釋重負”，因而“毛澤東主義的結束，得到了中國社會所有各個階層的歡迎”。所以，“毛澤東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在他逝世后很快就減退了”，也就“毫不奇怪”。[1](P333-334)

其次，《大辭典》中還對1978年后的中國社會的改革也進行了評論。偌蘭認為，“1978年后經濟改革的結果，……改革在許多方面擺脫了毛澤東主義模式。”同時，“1978年后，平均生活水准有了戲劇性的提高，貧困人口的比例有了極大的減少。這些成就（和重大的新問題）的出現，不能不歸功於大規模的體制改革（特別是農村的體制改革）、市場力量作用的增強、同國際接觸的擴大和國家投資政策的變革。”[1](P334)

總之，《大辭典》的這一分析是有意義的。但是，同樣，它的分析中也是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