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干預分配——促成等價交換向按勞分配轉化的必要中介
分配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馬克思說：“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佣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於生產的結構。”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在私有制商品生產條件下，生產資料屬於生產者個人所有，這裡就通過等價交換關系實現按個人提供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分配。相反，如果生產資料是歸勞動者共同佔有，就要產生一種和私有制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所有制關系在這裡起決定性作用，所有制關系是我們進行分析的依據。
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現階段，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還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來相互對待，因此必須利用市場等價交換關系，利用價值規律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在這種環境下，公有制下的按勞分配還隻能借助商品等價交換的形式來實現。由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等價交換是與按勞分配相對立的，體現著兩種本質不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因此，現在的問題在於如何解決二者的對立和矛盾，否則就談不到利用市場關系來發展社會主義。解決的途徑就是能否促成等價交換關系向著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的轉化，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利益關系。
第一個矛盾是由公有制內部各個獨立企業所佔據使用的不同的生產條件引發的。具體來講，實行等價交換，生產條件好的企業會產生級差收益。如果這個級差收益直接歸佔有較好生產條件的國有企業的職工所有和支配，那就是按形成的價值分配的關系，它不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這不符合公有制的基本關系。如何處理這個級差收益是我們解決第一個矛盾的著眼點。第二個矛盾是由於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通過等價交換關系的擴展，導致了私有企業間兩極分化的日益擴大。社會主義國家收入分配政策的外在約束和引導，就會滲透到這些企業中去，這是解決此矛盾的途徑。綜合起來考察這兩個矛盾的解決，上述轉化過程將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使公有制內部各個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實體。企業的生產面向市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在企業之間建立起嚴格的等價交換（等生產價格交換）關系。由於我們還不具備直接計量成員個人貢獻的勞動量的手段，不得不利用價值關系和商品等價交換為中介來進行計量，在“事后”進行確証。從企業的生產來說，通過交換使耗費得到補償，從而進行再生產。隻有不斷節約耗費，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保值增值，才能獲得更大的盈利，實行擴大再生產。為了推動企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效益，就需要有一種外在的經常起作用的壓力，來督促企業不斷提高自身的勞動水平、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現階段，隻有通過企業之間的競爭，利用市場上的商品交換，迫使企業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並盡可能降低成本，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把市場經濟體制規定為改革的目標，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基礎性作用的原因。通過市場交換，大部分企業能獲得平均利潤，效率更高的企業可獲得超額利潤。
從第一階段來看，兩種社會制度下因為都是把市場經濟作為它們利用來發展生產力的手段、方法，所以從這方面說二者的共同點更多一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許多方法可以為我們所利用。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過程不能就此結束。因為市場經濟只是我們利用的一種方法和手段，所以，它必須為實現社會主義本質利益關系服務。上述矛盾必須解決，否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就是不相容的。這種市場上的等價交換的結果是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要求相矛盾的，因此進入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具的特點。第一個矛盾是在第二個階段中得到解決的。
第二階段，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發揮調節功能，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經濟職能。這一職能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這一身份賦予的。國家調節的具體形式——收入分配調節被賦予了重要使命。因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決定了企業勞動者除了個人勞動收入之外不能再享有其他的利益，佔有優良生產條件的企業不能把利潤直接作為自己的經濟利益在職工中分配。因為生產資料不是歸該企業私人所有，而是屬於全社會所有，屬於全民的生產資料的作用的結果，當然也必須屬於全民，國家必須代表全民通過某種方式把企業由於生產資料優良而獲得的超額價值即級差收益收歸全社會統一支配，在全社會范圍內加以分配和使用，滿足全社會成員的需要。通過這一調節過程，就實現了商品等價交換關系向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的轉化，在全社會范圍內貫徹按勞分配原則。
等價交換的結果，借助於國家調節這個中間環節，在實際上實現著等量勞動的交換。本來是“直接社會一般勞動量”（即“Tsi”）決定著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在現實中卻披上了按價值即按“社會必要勞動量”進行分配的外衣，掩蓋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本質，這也是一些人把等價交換與按勞分配等同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獨立企業的條件下，等價交換是實現按勞分配的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的必然要經過的步驟，必然要採取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把“國家”作為對生產過程起調節作用的一個“內在因素”來看待的，這一點根本不同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后者一般把外在於市場的各種因素作為“外生變量”來考察，這也注定資產階級經濟學對於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分析是軟弱無力的。現實比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從全民所有制內部來說，一個重要方面就在於國家調節的缺失。利用無產階級國家作為主體從分配領域的調節入手，促成等價交換關系向著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的轉化，這就會成為實現按勞分配的重要途徑，同樣會充實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理論。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性，利用分配對生產的反向積極作用，改善生產的條件，壯大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第三階段，社會主義國家收入分配政策的外在約束和引導，在一定程度上會滲透到非公有制企業中去，影響這些企業的分配制度。首先，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結構下，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組織之間是等價交換關系，公有制與非公有制之間不是相互隔絕的，而是在市場交換中緊密相聯的﹔其次，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除了在上述第二階段隻針對公有制內部各企業的“級差收益”的提取分配功能以外，必定還有一般意義上的功能，這就是在國家范圍內的統一的收入分配政策。例如，最低工資標准的制定，這一政策就沒有局限於某種所有制內部企業員工，而是具有社會范圍內的效力。最低工資標准並不直接等於實際工資，兩者之間的差距還是明顯的。其實，凡是正常運營的公有制企業的正式員工收入一般都高於此標准，它的實際意義在於對非公有制企業內員工以及公有制企業內的非正式員工（編制外勞動者）收入的引致作用。
低工資制度是中國持續多年的高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高出口是我國高增長的主要內容，這一增長方式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受到了嚴重挑戰。勞動報酬在分配中佔比是逐漸下降的，勞動者的收入不提高，就會直接影響到內需擴大能否實現。因此，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與GDP的協調增長計劃是必要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前提下，除了按勞分配為主體之外必然存在其他的分配方式。目前，不僅在公有制經濟內部由於非勞動者本身的其他因素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國家調節來全面貫徹按勞分配﹔而且私有制經濟的存在就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更加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調節政策。至於調節的深度、廣度，應根據具體的發展階段來靈活對待。目前收入格局的兩極分化趨勢已經非常明顯，當然產生這種現象有多種原因，不完全是經濟原因，在分配上進行以政府為主導的調節或干預成為現實的必然選擇。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為我們進行分配調節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調節的具體形式——干預分配，是促成等價交換向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等量勞動互換轉化的必要中介，也是完善社會消費力的內部結構，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 （作者系中央黨校經濟學部講師）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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