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義
黨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這是我們黨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十八大之后，各地積極推進協商民主建設，完善協商制度，創新協商內容和形式，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出進一步部署，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民主政治制度選擇上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裡程碑意義。我們要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一、我國的協商民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這段論述集中闡明了我國協商民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闡明了我國協商民主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發展起來的，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我國的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的區別在於：
首先，與西方協商民主發展的歷史進程不同。我國協商民主是從我國政治生活的邏輯中發展起來的，它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緊密聯系，在新中國的形成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全面勝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響應和擁護，成為建立新中國的動員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宣告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后，毛澤東同志指出：“通過政協容納許多人來商量事情很需要”，明確人民政協繼續存在的必要性。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政協是我國政治體制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實行互相監督的重要形式。黨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側重於建立黨、政府與群眾之間的協商機制。1991年，江澤民同志把投票選舉與協商相聯系，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民主兩種重要形式。199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庄嚴地寫入憲法。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確立了我國兩種重要民主形式，提出協商民主概念，推進了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與此同時，黨委、人大、政府、基層等方面的協商實踐也在不斷豐富。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把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一種制度形式，成為國家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協商實踐從政黨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逐漸擴展到社會團體、公民之間，形成了國家層面的政治協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社會協商和社會層面公民協商的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體系。
其次，與西方協商民主興起的現實背景不同。當代西方協商民主是在對代議制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批判過程中興起的。我國協商民主研究的興起與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引入有相關性。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人民群眾多元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政治參與需要日益高漲，這是協商民主興起的深刻的經濟社會基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以及各領域、各層面的協商民主活動，為協商民主的興起提供了制度和實踐支撐。我國協商民主致力於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促進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平衡協調各方面利益、凝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最大共識，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再次，與西方協商民主的性質、地位和運行機制不同。在西方，協商民主建立在三權分立、多黨競爭的資本主義民主基礎上，是競爭性選舉民主的補充。我國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的本質區別在於，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從領導力量、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確保協商決策指向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協商民主實踐同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而發展﹔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與選舉民主共同構成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互相促進、共同發展。選舉之前充分協商，以達到集中的效果﹔之后，又在集中指導下進行新的民主協商，討論和決定決策的落實。這是一個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統一的過程，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黨的群眾路線在民主決策中的具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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