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改革與制度現代化的三個發展趨勢
中國體制改革的成功首要之處在於堅持正確的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對於中國而言，道路是關乎命運的，而道路的政治方向是決定一切的。今天中國“五位一體”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因素就體現在我們所建設的現代化國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
中國體制改革與制度現代化的成功在於建立了正確的制度建設“立破觀”。這一成果的取得也是在汲取了以往中國國家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之下取得，特別是充分汲取“文化大革命”期間“破立觀”的深刻教訓基礎上樹立了的“改革立破觀”。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國家制度現代化應當是“立”重於“破”，“破”為了“立”，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立”字當頭，“破”在其中。正是在把握制度建設的基本方向和制度建設“立破觀”的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體制改革與制度現代化呈現三個方面趨勢：
更加符合國情。中國國家制度建設逐步從仿效西方制度和仿效蘇東體制邁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早期，無論是照搬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還是民國的“五權體制”，都淪為空想和失敗。而新中國建立之后仿效蘇聯體制建設的相關政治經濟制度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也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弊端。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思想大解放為開端，中國逐步摸索更加符合自身國情的制度建設。這包括建設經濟特區的逐步制度嘗試，也包括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勇敢創新，以及基於黨章的執政黨制度建設和基於憲法的現代國家政治制度建設等。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國家制度建設更加具有國情的適應性、實踐的可行性、調整的靈活性，它們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卻是最適宜的中國的制度。他們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建設符合國情，實現中國創新的中國制度。
更加全面。中國的國家制度建設從逐步僅僅關注經濟建設一隅逐步邁向更加全面的制度建設。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則更加高度關注生態環境和永續發展，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進一步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形成“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建設總布局。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認識規律更加深化，發展布局更加全面，中國的國家制度現代化要求也隨之更加全面。“從這一點看，中國的制度現代化實踐已經超越了傳統制度經濟學和西方制度變遷理論中，將制度的變化局限於市場關系和組織關系之中的理解。這是因為現有經濟理論主要是基於西方過去兩百年的經驗，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實踐規模和范圍是空前的，已經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理論的范疇。這也正印証了歌德的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更加自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制度現代化逐步由自發式的制度變遷邁向了自覺式的制度變遷。所謂自發式的變遷是指在經濟社會等方面出現了重大問題，經濟社會發展成本持續高於發展收益，國家治理成本持續高於國家治理受益時，針對問題自下而上的產生一種新的制度和組織方式，進而逐步取代舊有制度，並逐漸得到社會和執政者的認可。而自覺式的制度建設是指通過廣泛的調查和科學的研究，針對社會發展當前問題和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依據基本的經濟政治制度和基本國情階段，進行長遠的制度變革規劃，並以此推動整體的制度變遷，進而實現整體的制度現代化。早期的中國體制改革還呈現出以點到面的自發式變革特征，例如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就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自發式的變革，從單純為解決糧食產量不足的制度變革到逐步引發整個農村體制乃至國家制度的變化。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中國的制度建設呈現出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和科學化的特征。平均每隔十年左右黨中央都會做出對我國制度改革做出頂層設計、戰略部署的重大決定，這包括每一時期（通常指十年左右）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基本原則、主要任務和改革重點領域等。過去的三十年中，歷次改革決定都對中國的制度建設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中國的制度現代化過程基本按照所設計的藍圖進行。以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例，改革相符率（完成率）達到89.7%。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將會更加有利於中國改革規劃的落實力度。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的制度建設已經從傳統自發式的制度變遷過渡到自覺式的制度變遷。也正是依靠自覺式的制度建設，中國實現了制度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逐步從西方制度現代化的落后者、追趕者向制度現代化的創新者和實踐者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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