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和現實看，發達國家應比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大、更多的責任。據美國“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推算，從1751年到200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累計達到11541.6億噸，其中的一半是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開始之前排放的。據瑞士一家機構統計，從1900年到2002年，美國的二氧化碳累計排放量為3030.34億噸，佔同期世界累計排放量的28.3%。同期，中國的排放量是862.81億噸，隻佔世界的8%。這意味著美國的累計排放量即所謂“存量”（stocks）是中國的3.5倍。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上升，佔世界總排放量的比例也不斷提高，但發達國家的排放量即所謂“流量”（flows）仍佔世界總排放量的大部分。而且，全球化和國際分工使發展中國家承擔了大量的轉移排放。西方國家在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型的過程中，將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和碳強度大的產業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的消費承擔了大量的轉移排放。據國際能源署（IEA）估計，2004年中國出口商品蘊含的與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6億噸，佔中國排放總量的34%，即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三分之一是供外國人消費的。
從總量和人均看，盡管各國都對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負有責任，但從人均水平來看各國之間的差異非常大。以中國和美國為例，根據美國“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的數據，2004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為50.07億噸，佔世界總排放量的17.28%，人均排放3.85噸。而美國的排放量是60.46億噸，人均排放20.56噸。美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國的5倍多。
從這個意義上說，發達國家已經過上富裕生活，但仍維持著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且大多屬於消費型排放。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排放主要是生存型排放和國際轉移排放。因此，正如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指出的，如果無視歷史責任，無視人均排放和各國的發展水平，要求近幾十年才開始工業化、還有大量人口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超出其應盡義務和能力范圍的減排目標，是毫無道理的。
最后，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有利於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應對氣候變化，減緩二氧化碳排放是根本之策。但是，在人類當前的技術水平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必然要求控制一些高排放產業的發展，必然要求控制一些用能領域的增長，必然要求更多的對低碳能源技術和低碳產業的投資。發展中國家由於發展水平低，技術落后，其產業在國際產業鏈條中處於低端位置。因此，對這些高排放產業和高用能領域的依賴性嚴重，同時又缺乏發展低碳能源技術和低碳產業的資金和人才。在這個意義上，氣候變化問題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而且是一個發展問題。目前，全世界還有13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有16億人還沒有用上電，而這些人口基本上集中於發展中國家。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當前的首要任務，仍是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隻有正視各國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不同的客觀現實，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才能確保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正當發展權益。正如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中所說：“對於窮國來說，它們有一種發展的要務。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有變得更加富裕的權利，而且是因為這樣一個過程對可持續性有著直接的意義。”因此他建議：“發達國家必須下決心大幅度削減其溫室氣體排放，從現在就要開始。發展中國家為追求增長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增加其排放，但之后必須開始削減。兩組國家將由此逐步會聚到一起。”
 |  |
| 相關專題 |
| · 理論書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