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漢寧：論人民民主的中國道路

二、中國共產黨人對民主的探索與實踐

早在井岡山紅軍初創時期，毛澤東、朱德所領導的紅四軍就在連、營、團各級成立士兵委員會，讓士兵有表達意見的平台。毛澤東在1928年11月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敗，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佣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頁）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把抗日與民主建設結合起來，毛澤東說：“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頁）因此，在根據地廣泛實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中，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各佔三分之一）。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的窯洞裡向毛澤東提出，中共能否找到一條新路，避免陷入“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堅定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頁）在這裡，毛澤東揭示了即將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也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建立以人民為主體的新制度，用民主的辦法治理國家，用民主的辦法監督公權力。

隨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了人民民主的政權與制度﹔1954年，毛澤東領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廣泛發動社會各界人民群眾參與討論，參與總人數達1.5億之多，佔當年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並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從體制上構建了上下左右、各個層面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平台，人民群眾以主人翁姿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幸福生活。毛澤東高度重視人民的民主權利，高度重視人民對黨員干部的民主監督，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群眾運動，其中貫穿始終的核心內容，就是反官僚主義、反貪污腐化。甚至不惜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方式，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出發點是好的，其教訓卻是慘痛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總結社會主義民主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進一步重視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進一步完善，更加注重從體制機制上暢通民意表達渠道。比如城鄉基層的民主自治，比如全國各地廣泛探索和推行的聽証會、民主懇談會、議事會、電子政務、電視問政、工資集體協商等等，這些豐富多彩的民主形式推生了新的法律法規，確立了重大民生政策，推動了黨政機關作風轉變，進一步彰顯了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們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証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人民民主的中國道路，從機理和制度層面看，可以歸納為“兩個體現”、“三位一體”、“四項制度”。

“兩個體現”是指：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體現用民主的方法有效治理國家。從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要求看，從新中國成立開始，不分種族，不分城鄉，人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權利。僅從“一人一票”的選舉看，英國從1831年隻有4.4%的成年人有選舉權，到1948年才實現“一人一票”，用了117年﹔美國從1789年費城立憲到1965年通過《民權法案》，美國黑人等少數族群才真正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花了171年﹔法國大革命經歷了幾次反復，用了80年才建立共和政體。從運用民主的方法有效治理國家來看，新中國成立后，結束了中國百年屈辱歷史，國家經受了來自西方封鎖圍堵和滲透分化等挑戰和考驗，總體保持了穩定。社會生產保持快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原有基礎相當而選擇其他社會制度的國家相比，與一些被推銷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有效治理國家方面體現出明顯優勢。

“三位一體”是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黨的領導是核心，人民當家作主是目標，依法治國是保障。

在這裡，要特別強調黨的領導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西方政黨，不是競選的工具，而是領導核心。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是友黨關系，不是競爭關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辛亥革命勝利后，民國初期有過多黨競爭制度的不成功實踐，從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到1914年1月國會解散，各種新成立的黨會達682個之多。著名女作家冰心在《北京社會之面面觀》中寫道：人們“遇有不相識者，問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問及貴黨者”（《時事新報》，1913年1月3日）。后來蔣介石主導下的國民黨一黨獨裁體制也宣告破產。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人民民主為追求，致力於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致力於中國民族偉大復興，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中發揮著先鋒隊和領導核心的作用。二戰以來，西方政黨制度或者說多黨制向發展中國家移植不太成功的實踐，反過來可以印証中國政黨制度的比較優勢。多黨制破壞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穩定，並沒有明顯地改變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落后狀態，這些國家依然腐敗叢生。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說，在處於現代化過程之中的發展中國家，不存在穩定的多黨制。即使在西方，一些大黨也面臨黨員人數下降、政治參與熱情不高、政治主張趨同的組織危機、認同危機和辨識危機。

當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共產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必須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必須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更加重視黨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內容和形式，保証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大制度”是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本政治制度，后面三項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這些制度，保障了人民民主在各個層面得到體現。比如，人民代表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議員，人民代表工作和生活在人民群眾中間，與人民群眾保持天然的、緊密的聯系，對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了解很深入，對人民群眾的需求和期盼很清楚、很直接，他們是真正的民意代表。在地位、權利方面與人民群眾完全平等。西方議會有上院、下院之分，其歷史淵源可追索到古羅馬的混合政體，也就是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的混合，上院是元老院、貴族院，下院或者眾議院有社會人士參加，名義上代表民眾，實際上做樣子的。現在西方的議會席位是黨派競爭的對象。

除上述之外，還有一系列推進人民民主的方法和原則，包括民主制度、民主作風、民主方法、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乃至民主生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