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新假定框架下的我國收入分配問題探索

二、對經濟學三個假定的分析和認識

首先，經濟學三個假定中的第一個經濟人假定，是遭到抨擊最多的假定。亞當•斯密於1776年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最先提出“經濟人”范疇（呂紹昱，2007），此后西方經濟學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反駁的觀點主要是，經濟人不可能都是完全自利的和完全理性的，特別是，赫伯特•西蒙（Simon）另僻蹊徑，提出了有限理性管理人假定（1947），拓寬了經濟人假定的討論思路與范圍。

西方國家處於經濟發展初期時，人的私欲橫流，經濟人假定是很貼切的﹔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從原始資本積累到壟斷資本的跨越后，經濟人的自利性就被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和企業組織結構特點所弱化。社會化大生產要求人們的經濟合作更加密切，企業組織結構變革使信息傳遞更加暢通，經濟思考與決策也更加縝密，人性悄悄發生著或大或小的變化，這時經濟人所體現出來的單向自利性更多地被雙向或多向利益權衡性所代替。慈善事業在這個時期產生並發展起來，工業富豪們在創業和發展階段，通過延長工作時間和壓低工人工資等手段，使資本收益最大化，勞動收益最小化，賺取了巨額利潤﹔到了后發展階段，他們開始熱衷於慈善事業，把大量的財產和財富毫不吝嗇地捐獻出去。借用進化論的分析思想，也可以說明社會中的人類和人類組成的社會進步的原因。

在資本主義下的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者更多思考管理科學化和效率化問題﹔社會主義下的企業經營管理者也在不斷汲取著西方國家企業的先進經驗。人們一方面譴責自利性，另一方面又在如飢似渴地學習科學管理思想。用管理學詮釋這個理性經濟人時，其形象與爾虞我詐、自私自利和追逐利潤最大化完全脫鉤了，加強勞動定額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兩個裡程碑式的管理方式已經被我們習以為常地、當作經典管理手段運用到了企業管理中。

經濟的歷史在創造經濟人概念的同時，卻忽略了勞動者。經濟人是解釋投資者動機和經濟行為的，並沒有涉及勞動者動機和經濟行為，而沒有包括勞動者在內的經濟人假定應當是“單方（殘缺）經濟人”假定。前面分析，這是西方經濟學注重維護資本和資本家立場所決定的，如果把勞動者納入經濟人范疇，分析和結論就會大不相同。

其次，資源是稀缺和有限的假定，這是對自然界特點的描述。物質資源的稀缺，給人類社會帶來不小的“麻煩”，這種麻煩在歷史上大多演變為了“戰爭”，說明物質資源稀缺確實是“根”。但是，作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出發點或經濟學假定，資源稀缺並無多少實質性意義。我們用反推法進行論証：設想如果資源不稀缺，並且取之不盡，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比如，大家都偏好生產並且每個家庭都隨心所欲地擁有卡迪拉克，問題就出現了，在消費者對某件商品的欲望遵循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時，生產卡迪拉克的企業就會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卡迪拉克也無一例外地會嚴重過剩。如果每個家庭按照最高配置意願需求，每個人都擁有一輛這樣的車，接下來的問題更加棘手，這些車放在哪裡？地球和空間是有限的，於是，資源配置問題又會被重新提起，但這時的資源配置是過剩時的配置問題，這樣的結果和資源稀缺時的情況完全相同，都需要解決配置問題。既然如此，資源稀缺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假定也就變得不那麼重要。資源對一國的經濟發展雖然重要，但不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日本就是最好例証：日本是資源極度匱乏的國家（而且還是戰敗國），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率先崛起，成為經濟強國。

西方經濟學把資源稀缺作為基本經濟學假定，是要告訴人們，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為什麼有的人富有而有的人貧窮？因為資源是稀缺的，如果不稀缺，窮人也就富裕了﹔窮人得不到或分享不到財富，不能怪富人，隻能怪自然界﹔在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下，為什麼會存在失業、會有貧窮，不是制度造成的，是資源稀缺造成的。

進一步分析，經濟學假定中的資源主要指物質資源，但這無法解釋現實經濟活動中存在其他資源及其稀缺或過剩問題。現實生活中，資源不僅包括創造物質產品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物質資源，還應當包括資本、土地、勞動、信息、空間等，這些也屬於資源（或相對於思想和意識資源，它們也屬於物質資源）。當資源擴展到這些方面時，資源稀缺的復雜多變性便呈現出來：歷史上稀缺的，不一定現代也稀缺﹔這個資源稀缺，不一定那個資源也稀缺﹔在這裡這個資源稀缺，在那裡這個資源就不稀缺﹔這個資源從某一角度講是稀缺的，從另一角度講則不稀缺，等等。比如，空間在適合人類居住、人口稠密的地方是稀缺的，在貧瘠荒涼、人煙稀少的地方則取之不盡﹔從勞動力結構看，現在不缺少簡單勞動力，而缺少有技能的勞動力，我們就說勞動力資源結構是短缺與過剩並存的結構﹔在信息爆炸時代，信息是過剩的，但有用的信息是稀缺的，這可能是信息技術造成的，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用廣義的資源（包括所有生產要素）分析問題，會很難用稀缺的概念涵蓋全部經濟現象。目前我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說明煉鋼的原材料等資源是過剩的（盡管有進口鐵礦石），或者從需求角度講，我國目前不需要生產出這麼多鋼材（需要深加工鋼材），雖然這是相對過剩，但過剩就是不稀缺。目前，歐美國家的失業率已逼近甚至超過兩位數，說明在現有資本規模下的勞動力資源是過剩的，同樣，這個過剩也就意味著不稀缺。分析原因，我們看到的是稀缺的本質：它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相對意味著有參照系。在舉例中，需求、資本規模為參照系，於是，過剩或供過於求就成為常見的經濟現象。隻要存在供求關系矛盾，就有資源配置問題，而不是因為資源從長久看稀缺才需要配置。各類資源存在供過於求和供不應求的復雜現象，給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問題以及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增加了難度。更深分析還發現，研究資源配置效率是有其必要性的，國企虧損不能裁員，雖然勞動效率下降了，政治效率卻提高了，而在我國，確保政治效率有時顯得更為重要和必要。但資源配置仍然不應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首要問題。

最后，保護私有產權假定。在資源稀缺狀態下保護經濟人利潤最大化的動機，長久維護和發展私有制，是西方經濟學把保護私有產權作為一個假定的主要理由。而且，西方國家在私有經濟初期階段，國有企業和公共部門的數量很少，而當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混合所有制的社會制度，經濟學假定僅涉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便顯得有些狹窄，特別是在我國，強調以公有制為主，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一樣都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對公有產權和勞動力產權問題隻有張五常更多地提到並研究過。

我們看到，西方經濟學三個假定不具有同質分析的基礎。三個假定中，第一個假定體現了社會屬性或社會的自然屬性（多少還有自然人特點的痕跡）﹔第二個假定體現了自然界的自然屬性﹔第三個假定體現了社會意志——社會的非自然屬性，這顯示出國家意志或組織意志融於經濟學假定中的不恰當和非本原。如果按照前兩個假定進行邏輯推理，第三個假定應該為“產權是私有的”更為匹配。這種不同質假定在共同表達思想認識或對問題進行合理判斷時，有可能會遮掩經濟學本身的一些規律性問題而產生邏輯錯誤。因此，三個假定要具有同質性，應當把它們歸屬到同一層面，即全部放在社會自然屬性的層面上。如果放在自然界的自然屬性上，就無法保証對各種經濟現象做出區別性解釋與分析﹔如果放在社會的意志上，就無法保証對不同利益集團和不同國家意志所控制的制度、政策和政府行為的全覆蓋。唯一的方法隻能將經濟學假定放在社會屬性或社會的自然屬性上，這樣才能保証它們之間具有內在邏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