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35年彈指一揮間。而這其中又經歷了多少變革和滄桑。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 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在北京召開。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如何繼續深化改革、中國未來如何發展等話題上。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聯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希望其剖析一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深層次問題時，他略加思索后說：“當前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是投資擴張很快，但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最重要的是改變政府主導的模式，向市場放權、分權、限權。經濟建設是企業和社會應該做的事，如果不對資源配置權力過大的政府進行制約，市場和社會資本的活力就很難被激發。 ”
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是政府轉型
中國經濟時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已進入提質增效的第二季，要促進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務職能。 ”但目前來看，本來應履行服務職能的政府，也忙於經濟建設等，以致於有些地方存在官民矛盾，企業對政府的過多干預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中國當前應該如何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
遲福林：回顧改革歷程，並著眼於未來5年至10年的改革需求，政府改革是改革突破口的重要選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有人對我國市場化改革有些質疑，認為“中國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政府主導＋國有經濟”。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對政府和市場如何發揮作用需要重新定位。當前，我國經濟轉型面臨某些突出矛盾，比如說土地財政、債務風險、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等問題，大都與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增長模式直接相關聯。不改變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增長模式，經濟轉型難有重要突破。
從現實來看，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是政府轉型。近幾年增長主義政府傾向逐漸強化。現在經濟轉型出現很多問題，正是與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直接相聯系，比如北京霧霾。並且，前幾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某些政府干預手段，有了常態化的傾向。形成增長主義政府傾向有很多因素，包括財稅體制、政績考核、干部考核等。從實踐看這個傾向不改，從投資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創新驅動型將十分困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未來能否取得突破，取決於政府轉型與改革。
多年來，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主要是受權力結構制約。因此，政府改革重在調整優化權力結構。我把行政權力結構調整概括為六個字：“放權、分權、限權”。
首先是放權。這一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放權問題上的原則規定是好的。我理解，總的精神是以放權為重點破題政府職能轉變。先向市場放權。進一步減少經濟領域的審批權，推動壟斷行業的經營權向社會資本放開，減少資源要素價格的行政控制權，減少通過產業政策干預企業的行政權力。再向社會放權。打破實行多年的“挂靠”制度。並且，各類官辦型社會組織逐步去行政化。同時，社區作為基層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平台，估計未來幾年會有重要的突破。還要向地方放權。除了將一些項目投資審批權下放給地方，調動地方積極性，還特別強調中央的宏觀管理職能。未來的改革方向是，盡可能將中觀的管理放到省一級，中央政府著力做好中長期的戰略職能以及宏觀經濟管理。
其次是分權。從這兩年大部門制改革的情況來看，在“分權”這個重大問題上尚未破題。建議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提出大部門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十七屆二中全會和十八大強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三權分設”及其制度化，問題在於實踐中難以破題。“三權分設”，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在條件成熟時把它解決得好一些。未來政府機構改革需要破題大部門制改革，以強化決策主體，把一些監督、執行的職能分離出來，並且相對獨立。
在分權問題上，應明確決策主體、執行主體、監督主體。怎麼能夠在體制上實現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三權分設”，從而找到調整優化權力結構的新路子，需要頂層設計。
再次是限權。限權有三件事非常重要：一是政府的公開性。一個公開透明的政府，從政務公開、預算公開到司法公開、官員財產公開等問題都需要研究，何時做、做哪件事、怎麼做等都需要有行動路線和時間表。二是監督體系。 2005年在我院與越方合作舉辦的中越經濟改革比較論壇上，越南政府官員向幾位中方學者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談到審計機構到底放到政府好，還是放到人大好，我們建議最好放到人大。第二年去越南開會，越南已經把審計署放到國會。三是社會的監督。從現實情況看，對政府行使權力的監督，既需要獨立的監督體系，也需要廣泛的社會監督，目前缺少具體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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