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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大華:自由主義為何沒成為近代中國的選擇

2013年10月21日08:20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自由主義為何沒成為近代中國的選擇

  四川德陽出土漢代“播種”畫像磚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各種主義、思潮。“自由主義”作為西方的舶來品,也曾在中國社會傳播、流行,並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是由於它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從根本上指導解決中國問題而最終未能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選擇。

  ●自由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中國近代自由主義作為西方的舶來品,自傳入中國起,大致經歷過三個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時期是傳入時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嚴復和梁啟超。嚴復被稱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之父,正是通過他的翻譯和介紹,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才真正傳入中國。早在戊戌變法期間,他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等文中,就宣傳介紹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認為西方之所以富強,其根源就在於“人人得以自由,國國得以自由”,“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戊戌變法失敗后,嚴復先后翻譯和出版了《原富》、《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等西方名著。這些名著中,嚴復譯介了西方的自由經濟思想、民主與法制思想,傳播了邏輯知識,宣傳了科學思維。尤其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一書,直譯為《論自由》,它是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翻譯出版后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梁啟超的《新民說》,主張個性解放,反對奴隸思想,提倡“我之自由”,“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新民說·論自由》)被人稱為是“第三等級的人權宣言書”。

  第二個時期是五四時期。這一時期自由主義開始作為一種思想流派活躍於中國的思想文化舞台上,並借助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思想領域向教育、新聞、文學、藝術、學術、政治等各個領域拓展。比如,在教育方面,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主張教授治校,推廣“啟發式”、“個性化”的教育方法﹔在學術研究方面,主張學術獨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對政治干預學術﹔在文學藝術方面,揭露和鞭撻封建專制主義與愚昧主義(如“啟蒙主題文學”),主張大膽地表現和張揚個性﹔在新聞出版方面,主張新聞出版自由,反對稿件送審和報刊書籍檢查制度﹔在政治方面,發表《爭自由的宣言》,發起人權運動﹔等等。這一時期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胡適。胡適被人們稱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大師。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嚴復、梁啟超等人接受的主要是以洛克、亞當·斯密和約翰·穆勒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或傳統)自由主義,那麼,五四時期的胡適接受的主要是以杜威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或新)自由主義。

  第三個時期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時期自由主義從一種思想流派開始發展成為一種政治運動,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張君勱、張東蓀以及四十年代后期《觀察》雜志的施復亮等人。張君勱曾長期追隨梁啟超從事立憲活動。“九一八”事變后,鑒於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他和張東蓀等人發起成立國家社會黨,既反對國民黨的一黨統治,也不贊成共產黨的蘇俄革命,而主張走西方民主憲政的道路。“七七”事變后,為了形成介於國共兩黨的第三種力量,張君勱、梁漱溟、羅隆基等人發起成立民主政團同盟(即民盟),要求民主,反對獨裁。抗戰勝利后,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介入國共和談,主張中國走第三種道路,即:既不走美國的道路,也不走蘇俄的道路,而是走美國和蘇俄相結合的道路。在他們看來,美國是政治民主而經濟不民主,蘇俄是經濟民主而政治不民主,理想的社會應該是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結合。但隨著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作為介於國共之間的第三種力量,已失去生存的空間,他們被迫在國共之間做出選擇。這樣,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自由主義也最終退出了歷史的活動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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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朱書緣、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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