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西方在國際政治中推動實現所謂的“普世價值”，引起巨大爭議。西方一些國家把自己單方面界定的某些價值說成是“普世”的，並通過種種手段進行推銷，甚至不惜訴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許多新的動蕩。從國際政治實踐來看，西方推動“普世價值”的結果基本上乏善可陳，甚至是災難性的。“普世價值”今天已面臨多重困境。
從程序困境到理念困境
“普世價值”，顧名思義，應該是世界上多數國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價值觀念，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國際社會從未取得過共識。西方國家政府和主流媒體經常說，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但人們可以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除了民主、自由、人權是西方認定的“普世價值”外，世界上還有什麼價值可以是“普世價值”呢？比如，世界上大多數人大概都認同“和平”應該是“普世價值”，但西方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不接受。再比如，中國人高度重視的“和諧”、“仁愛”、“責任”、“消除貧困”等價值，能不能成為“普世價值”？如能，下一步該怎麼做？如不能，那是什麼原因呢？這裡首先涉及一個程序問題：世界上有這麼多國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價值體系，哪些價值可以成為“普世價值”？哪些價值不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總該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取舍篩選的程序，總該讓各國都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這麼大的事隻能由少數西方國家說了算，那這個世界哪裡還有正義和公道可言？
換言之，“普世價值”要“普世”，首先要解決“程序合法性”問題：把某種東西說成是“普世”的，說成是所有國家和人民都應該接受的，那就應該通過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某種程序來加以確立，比如召開國際會議來進行討論乃至談判，最終形成國際共識，確定哪些價值屬於全人類共享的，哪些不屬於。唯有這樣，“普世價值”才能令人信服，才能防止少數國家出於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需要，把自己界定的一些價值說成是“普世價值”，然后向全世界強行推銷，甚至不惜訴諸武力和戰爭手段，造成對他國人民利益與福祉的巨大損害。
“普世價值”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這個理念本身的困境：西方國家說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但這個理念似乎經不起太多的推敲。人們不妨設問：即使在西方社會，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究竟什麼樣的民主、自由、人權才是“普世價值”呢？比方說，花這麼多錢的美式民主應該算“民主”還是“錢主”呢？主張言論自由的美國同時監控那麼多本國和其他國家公民的網上言論和通信，這種美國特色的言論自由是全世界應該效仿的嗎？至於人權，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如美國所說為了推動伊拉克人權呢，還是嚴重侵犯了伊拉克人民的人權呢？恐怕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一場導致十多萬平民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的非法戰爭，應該是本世紀違反國際法、武力侵犯人權的最嚴重事件之一。
此外，在民主、自由、人權等不少領域內，國際社會還未形成共識。即使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基本共識的一些領域內，西方一些國家迄今還不接受這些共識。以人權為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接受並參加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但美國拒不加入。從具體的人權來看，瑞典的社會福利建立在高稅收基礎之上，這在美國會被認為損害了私有財產權﹔英國至今還有國教，而且是學校的必修課，這在法國是無法容忍的﹔法國政府對電視台的壟斷權一直持續到1982年，這在美國則是難以接受的。
總之，一旦我們把許多抽象的概念適度具體化，就會發現問題要復雜得多。一些西方國家喜歡用抽象的概念忽悠人，背后往往是損人利己的戰略利益考量。我們今天該做的事情，就是把抽象的概念適度具體化，然后再問幾個為什麼，這樣就不會被西方話語忽悠了。西方到處宣揚民主是“普世價值”，我們可以明確回應：民主可以是多數人認同的價值，但西方民主制度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可能是“普世價值”。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社會獨特文化和歷史的產物，屬於“地方性知識”，非西方國家和社會可以汲取西方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但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那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望一個、失敗一個。從今天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看，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大量缺陷，甚至積重難返，其改革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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