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濤：關於朝鮮戰爭中美軍實施細菌戰的再考察

二、朝鮮戰爭爆發前后美國政府對細菌戰的政策及研發過程

1952年初，中朝政府對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的指控暴露出美國極力保護的一個軍事機密，即美方在朝鮮戰爭中開展細菌戰的能力。美軍到底是否具備細菌戰的能力？對這一問題的考察還需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就進行了細菌戰的可行性研究，但是考慮到細菌武器的運輸困難以及如何科學有效地進行人口免疫的難題，美國還是放棄了大規模開展細菌武器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受同盟國軍事、政治、工業利益的驅使，特別是在德國和日本1939年公布細菌武器發展研究報告的刺激和威脅下，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發展細菌武器的可能性。當時，不僅像蘇聯、法國、英國等大國有細菌戰項目的研究計劃，就連加拿大、波蘭等國也開展了此項研究。﹝8﹞(p27)1941年10月，當時的美軍作戰部部長亨利•史汀生組建了一支由著名科學家組成的研究隊伍，對細菌戰項目進行指導和研究，他還要求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一個細菌戰項目委員會。該委員會一成立，就立即與英國、加拿大的細菌戰項目建立了聯系。﹝8﹞(p29)1942年2月，細菌戰項目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細菌戰是可行的，並且史汀生還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主張通過民間機構積極的、秘密的推進細菌戰研究項目。羅斯福雖然沒有看過這份備忘錄，但他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議。事實上，羅斯福總統顯然是被這些主張開發和研究細菌戰項目的專家給說服了，最重要的是他考慮到了德國和日本細菌武器的發展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13﹞

1944年6月，羅斯福總統將細菌戰項目任務轉到了美軍作戰部，並且與美國海軍部共同合作進行。在25萬美元啟動經費的支持下，細菌戰項目迅速成為戰時美國第二大軍事科研項目，僅次於當時研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由於細菌戰項目的重要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有近4000人參與到該項目的開發和研究中。美國細菌戰研究的中心是生化部隊的特別項目部，該項目的研發中心位於美國馬裡蘭州的迪特裡克營地。迪特裡克營地建立於1943年4月，當時，同樣位於馬裡蘭州的埃奇伍德兵工廠已經不能滿足細菌武器研制迅速發展的需要。到1944年年底，該營地的科學家們對很多種細菌及生物武器進行了試驗和研究。﹝8﹞(pp30∼31)但是，一方面，因為美國已經批准了1925年《日內瓦條約》有關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的條款，因此美國政府一直擔心使用細菌武器會遭到美國國內及世界輿論的譴責，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另一方面，美國和日本卻沒有同意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條約，這就使國際社會懷疑美國的意圖，並成為對其進行指責的理由。同時，美國還有另外一種約束，就是害怕報復和考慮到戰爭對象是否值得冒險使用細菌武器。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蘇走向冷戰階段，基於對蘇聯擁有實施細菌戰能力的不確定性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軍方要求將細菌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擴大，以保証在未來的生物戰中處於優勢地位。另外，由於細菌武器相當低廉的研究成本和發展迅速的特點，所以在冷戰前期，擴大細菌戰項目研究計劃對美國政府來講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選擇。基於以上考慮，美國政府決定對日本細菌戰戰犯及其罪行進行包庇和隱匿，准備赦免日本細菌戰戰犯，以便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細菌戰研究的資料和活體標本。在被赦免的戰犯中，包括日本關東軍731細菌部隊的禍首石井四郎。由美國情報官員幫助編寫的石井四郎的個人評估報告，使他免除了戰犯的審判。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他們這樣描述石井四郎：“他是親美的，並且他尊重美國的精神文化和物理科學。”﹝14﹞可見，美國為了獲取日本的細菌戰資料可謂是“煞費苦心”。由於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哈巴羅夫斯克市對日本細菌戰戰犯的審判，日本試驗和使用細菌武器的大量証據公布於世。美國政界、軍界、學術界與媒體為了掩蓋其與日本的不光彩交易，反稱蘇共是在“作秀”，是為了搞“政治宣傳戰”。﹝15﹞

美國到底從與日本的交易中得到了什麼？美國國家檔案中的資料顯示，美國軍方對石井四郎和細菌戰專家至少進行了24次詢問，而且對詢問記錄進行了備份。石井四郎和日本細菌戰戰犯總共向美國提供了35份書面報告，報告還附有大約8000張詳細記錄的800個人體測試的幻燈片，以及有關鼻疽、鼠疫和炭疽病的三份尸檢報告。這些報告的篇幅從300多頁到800多頁不等。日本戰犯所提供的有關細菌戰研究的報告顯示，日軍對細菌戰的研究與美國相類似，范圍較廣，細菌類型多，但主要是集中在對鼠疫、炭疽、霍亂、傷寒等病毒的研究上。﹝16﹞在得到日本細菌戰的詳細資料后，美國的細菌戰專家寫出20多份詳細的分析報告。1947年11月，從日本回到美國迪特裡克營地的生物戰項目負責人埃德溫•希爾博士稱：“在這次日本的調查中收集的証據，大大擴充了這個領域的各個方面。”﹝17﹞在目前所解密的美國國家檔案中，雖然沒有關於石井四郎等日本戰犯幫助美國進行細菌戰和細菌武器研究的記錄，但是有証據表明，日本人所提供的細菌戰的情報資料幫助了美國人在1947年以后所進行的細菌武器的設計和測試。﹝17﹞(pp64，201∼202;nd73，280)

1950年6月30日，在朝鮮戰爭爆發后的第五天，美國國防部長特設的研究生物、化學和放射性戰爭的史蒂文森委員會向國防部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了關於更加廣泛的發展生物武器的計劃和更加激進的八項建議。10月27日，國防部長喬治•馬歇爾批准了這些建議，使得美國軍方在戰爭爆發時能夠使用包括新的神經毒氣等生物武器，並研究和測試有關進攻和防守方面的生物戰。史蒂文森委員會的報告還否定了國際上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定義和分類”，主張美國放棄“使用生化武器隻用於報復”的國家政策。美國空軍完全贊同該委員會的建議，主張大規模開發和使用生物武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生物武器在削弱敵人精神、軟化敵軍進攻、隔離戰場等方面的潛力和好處，他們認為美國必須“毫不拖延地獲取強大的進攻性生物武器”，並希望在1954年以前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生物武器系統用於緊急戰爭，以對付蘇聯和中國。盡管做了大量的努力，1952年9月，美國軍方負責生物武器研究項目的人員仍向政府報告，他們把殺傷力強、穩定、可行、易傳播、成本低、能產生疫情的細菌武器運用到常規戰爭中的計劃並不成功。而一年后，在朝鮮戰爭結束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兩年的結果表明，他們對細菌武器的計劃過於樂觀。但是，這不表明他們的計劃在朝鮮戰場上沒有收獲。﹝5﹞(pp241∼249)

早在1950年2月，美國生化部隊負責細菌武器研制項目的威廉•克雷塞就通知國防部，三種病毒試劑與最先進的M33炸彈已經成功地經過了實地測試，再經過一年的繼續研究，這種細菌彈的威力可以發展到4天內將病毒擴散到500平方英裡的范圍。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后，美方除了研制出含有能引起波狀熱的豬布魯氏菌細菌彈外，還研制出了含有炭疽、兔熱病、鼠疫、肉毒杆菌四種病毒的細菌彈。1951年夏天，美國軍方負責細菌戰項目研究的部門想在朝鮮戰場上對已經研制出的各種細菌武器進行測試和檢驗，與此同時，美國迪特裡克營地的科學家與加拿大的細菌戰專家一起繼續研究和開發利用昆虫作為媒介來傳播疾病的炸彈，他們利用蒼蠅、蚊子、跳蚤等昆虫攜帶的病毒或帶病毒的火雞羽毛生產出細菌彈，中朝部隊在戰場上發現的美國空軍投下的細菌彈就是這種。﹝8﹞(pp64∼79)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軍方對細菌武器的研發由來已久，特別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到朝鮮戰爭爆發這段時間裡，美國的細菌戰研究有較快的發展，美國政府對細菌戰的政策也改變了“隻用於報復性行動”的立場。當朝鮮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以后，美國為了在邊打邊談中取得優勢地位，是完全有能力和可能性採取細菌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