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中國集體領導體制是如何運作的

如何分工協作

集體分工協作機制，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從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出發，既分別代表不同機構、分管不同工作，同時又協調合力進行重大決策的運行機制。

例如，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分別代表了黨、政府（國務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四大班子（各自全面負責該機構工作，黨的總書記同時擔任國家主席，對外代表國家），同時分管黨的組織建設、宣傳文化、紀檢監察（作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和政法（作為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四大方面工作，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編制“十二五”規劃（2011—2015）、處置嚴重自然災害等重大問題時又會共享決策信息、交換政策思路、協調決策意見，最終形成較低水平信息不對稱性下的、科學性和正確性得到高度保障的、對外高度統一的中共中央重大決策。

還以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例，九位常委之間的溝通、協商、協作關系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各常委個人之間的協作關系，通常由個人之間交流協商來實現。

二是各常委所代表的機構之間的協作關系，由各機構黨組向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交報告，研究重大決策。

三是各機構的智庫為形成全面、綜合的戰略決策信息、知識和建議的黨中央“大腦”提供了基礎。決策來源於信息，正確的決策來源於正確的信息、真實的信息、比較全面的信息和及時的信息。這就需要“兼聽則明”。

四是各機構決定重大問題時，加強與其他機構的信息溝通、信息分享。各機構都具有兩種主要協調職能：一是機構內部協調職能，主要是降低內部信息不對稱性和交流成本以及協調成本﹔二是就相關事務與其他機構外部協調職能，主要是降低外部信息不對稱性和交流成本以及協調成本，因此就需要主動與其他機構建立信息通道、信息橋梁。各機構在內部討論重大問題時，都會邀請其他機構相關負責人列席參加。可以說，這是中國各權力機構的一大特色，不會像美國行政、立法、司法機構涇渭分明，又“老死不相往來”，使奧巴馬總統想做“好事”（如實行“醫改”），而國會卻讓他做不了。

五是各機構也有相互監督職能。例如全國人大對國務院的監督，根據憲法的有關規定：國務院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對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它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