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合
天合就是天人關系，是中華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一大特點。天，有多種解釋：天命、天道、天理、天時等。我這裡說的天，是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主要是指天時。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面對的是天時。屈原作《天問》：“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問的是天人關系。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就是說要探究天與人的關系。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說：“天人之際，合二為一。”這裡的“天人合一”，也是探討天與人的關系。
“天時”有大天時、小天時。魏源在《聖武記》中說：“小天時決利鈍，大天時決興亡。”就是說，成小事業者要有小天時，成大事業者必有大天時。《孟子·公孫丑下》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裡的五百年是一個概數，就是說王者興，必定有大天時。明末清初，中國歷史的“天時”到了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也就是一個大的天時。
天時不停地在變。《易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說的是天在不停地運行，人要不斷地努力。朱熹《大學·序》說“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也是說天時不停地運行。天時在不停地變，而人的認識卻總是滯后，所以人經常與天不合。要順應天時，力求做到“天合”。既然人與天經常不合，那麼怎樣使它“合”呢？《易經》講“順天”，《荀子》講“制天”。我想“天合”重要的是：察知天時，順應天時。
關於察知天時。《易經·賁》指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就是觀察天文運行，了解時間變化。人們常說：“知時務者為俊杰。”俊杰的一個特點是要“知時務”，就是要知天時、識事務。古代杰出人物的察天時，主要是感悟天時、順應天時。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開創清朝，逢了幾百年一遇的大天時。這個天時的特點有五：一是明朝皇權衰落，控制地方減弱﹔二是蒙古各部分裂，滿洲從中分化﹔三是明軍抗倭援朝，遼東軍事空虛﹔四是列強尚未崛起，暫未受到威逼﹔五是崇禎關內大災，民變烽火蔓延。如果努爾哈赤等早生100年，明朝處於強盛時期，他會像其先祖李滿住、董山一樣，受到明軍的攻剿，寨破人亡，百年難復。同樣，晚生100年，清朝的歷史，又會是另外一種局面。
天時對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但不同的人逢遇同樣的天時，卻有不同的對待。元朝末年，發生災荒。元順帝不去救濟，朱元璋利用災荒，揭竿而起。其結果，朱明興，蒙元亡。這是兩個對待天時不同而勝敗的史例。
關於順應天時。《老子》說：“動善時。”《孟子·離婁上》也說：“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說行動要順應天時。清朝北京叫順天府、南京叫應天府、沈陽叫奉天府﹔紫禁城正門明稱承天門、清改為天安門——都突出“天”。
順應天時還要不失天時。《晉書·宣帝紀》說：“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也。”人與天的關系是：既不違時，也不失時。《嘉靖通州志略·序》說：“作天下之事本乎機，而成天下之事存乎會﹔機以動之，會以合之，古今之所有事，率由是也。”兩者說的是同一回事，抓住機會，既不違時，又不失時，而與天合。
■ 地合
《孫子兵法》講“地”，它重點說山川險隘。我這裡說的地，含義更廣闊，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勝、自然條件、物產資源，等等。《孟子》講“地利”，主要是利用地的有利因素﹔我講“地合”，主要指環境與自身的平衡關系。“地合”的含義主要有四：一是知地利，二是用地利，三是借地利，四是節地利。就是說人與地，既矛盾又協和，矛盾中求協和，協和中求發展，力求自身與環境的平衡。
關於知地利。努爾哈赤生長於赫圖阿拉，就是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赫圖阿拉村。這裡離明京師不遠不近：太近了，比如說是在通州，努爾哈赤起兵不久就會被明軍殲滅﹔太遠了，比如說是在黑龍江漠河，也不容易成氣候。
大家知道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進士出身，在北京做禮部侍郎。母親病故，回鄉守制。太平軍興，打到湖南。曾國藩招募“湘勇”，組織湘軍，為清社稷立下大功。可以說，曾國藩之所以有“中興以來，一人而已”之譽，湖南“地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關於用地利。再舉個人例子。我開始學先秦史，隻考慮個人興趣，沒有考慮“地合”因素。楊向奎先生建議我研究清史，因為：研究先秦史，北京不如西安佔地利﹔而研究清史，北京要比西安佔地利。北京是清朝首都，有大量清代滿文、漢文檔案，有宮殿、壇廟、皇家園林。我學清史、滿學如果說有一丁點成績的話，“地合”是一個重要因素。
關於借地利。一些學子到外地、外國讀書，一些官員到外地、外國考察，就是借外地、外國的地利，進行學習，報效祖國。
關於節地利。地利是有限的，應當珍惜，不可浪費。要愛惜自然資源，以便可持續發展。美國的煤炭、石油節制開採，其保護資源的做法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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