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政：西漢太守與治亂興衰

循吏與酷吏不同的風格：循吏重教化和民生，酷吏本質上是強人政治

西漢治國理念正如漢宣帝所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盡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注重教化、以民為本的理念逐漸成為主流，但道、法兩家特別是秦代以來嚴刑重法的影響仍然存在，從而出現了循吏與酷吏並存的獨特現象。反映在太守群體中，同樣可以看到循吏與酷吏兩種截然不同的施政風格。

需要說明的是，昔日強秦帝國“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的巨大反差，不能不給西漢統治者留下深刻印象和思考。在暴秦之外尋找另外的治國方式，是西漢循吏產生的歷史背景。

西漢太守中的循吏色彩，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推行教化。如漢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仁愛好教化”，一方面遴選郡縣有材質者送至京師受業學習，待其學成還鄉后予以任用﹔另一方面興修官學，宣揚教化，數年之間蜀郡風氣為之一新。到漢武帝時，詔令天下郡國建立學校，追溯起來，乃是由文翁開始。班固著《漢書》時距文翁已有兩百年，仍然感嘆：“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二是注重民生。如黃霸擔任颍川太守前后八年，勸民為善、務農耕桑、種樹畜養、節用殖財、賑養鰥寡孤獨，以外寬內明而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黃霸本人也因治績卓異，先后調任京兆尹、御史大夫，直至出任丞相。此外，石慶為齊相時，“不治而齊國大治”﹔汲黯守東海、淮陽郡，“好清靜、責大旨、引大體、不細苛、不拘文法”，體現的則是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

與此同時，酷吏風格在一些太守身上表現同樣十分明顯。一是嚴刑重法。如義縱就任定襄太守，一日報殺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溫舒初任河內太守，“捕郡中豪滑，相連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裡”，“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是！”二是不懼豪強。如涿郡一帶豪門大姓橫行，連官吏都“畏避之，莫敢與忤”，稱“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嚴延年就任涿郡太守后，“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嚴延年三年后由涿郡遷任河南太守，仍然延續了這一風格：“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納之”。三是治效明顯。如郅都守濟南郡一年多，郡中道不拾遺﹔嚴延年在任期間，“令行禁止，郡中正清”，“豪強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漢代酷吏的產生同樣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豪門大族林立是伴隨兩漢始終的一大頑疾，加上當時尚武風氣很濃，“游俠”與“賊亂”不斷，因此，敢於碰硬、雷厲風行的酷吏一手堅決“打黑”、一手不憚豪強，往往得到百姓同情與擁護。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百姓心理中的“青天情懷”。但應當看到，酷吏治政盡管可能取得一時效果，卻不能長久，也不能從根本上帶來社會安定。以酷吏最盛的漢武帝時期為例（《漢書·酷吏傳》記載十五人，武帝時期佔了八人，如果加上單獨立傳的張湯、杜周，實際上有十人），這一時期很多地方“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而地方越亂，中央政府就越加緊督查，甚至頒布“沈命法”，規定未及時發覺或捕獲盜賊的，郡守以下官吏均處死刑。在這種情勢下，“官員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反而造成了“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的反效果。

何以出現這一困境？原因在於，酷吏治政本質上是強人政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本身存在嚴重的缺陷。一是將個人強大意志凌駕於制度約束之上，常常不惜以實質正義為名犧牲程序正義。二是代表國家權力的酷吏以打擊強權的面目出現，往往得到公眾發自朴素情感的支持，反過來酷吏又利用這種民粹力量為自己助勢，在樹立自己形象的同時，實際上造成了國家與社會、民眾的對立。三是不能保証“強人”次次正確、不犯錯誤。酷吏在嚴厲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隨意擴大打擊面，殃及無辜，造成冤假錯案。四是“強人政治”必然面臨人亡政息的難題，一旦繼任者不具備其魄力與魅力，則難以維系高壓政策，不得不面臨長期壓抑下社會情緒的強烈反彈。

耐人尋味的是，酷吏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其自身結局往往都很慘烈。這也說明，如果沒有堅實的制度保障與法治保障，酷吏最終也保護不了自身，遑論保護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