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賦予太守極高的政治地位。漢代太守品秩為二千石，與中央政府九卿相同，這也為后文所述太守與中央公卿之間的交流創造了條件。尤其是，對治績卓異的太守，朝廷還會毫不吝嗇地打破常規賜予其關內侯（在西漢二十等爵位中居於次席）。如漢宣帝地節三年與神爵四年，分別授予“治有異等”的膠東相王成、“治行尤異”的颍川太守黃霸關內侯。聯系到漢初劉邦所定“非劉姓不得封王，非軍功不得封侯”以及后人對“李廣難封（侯）”的惋嘆，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對太守這一群體顯得格外偏愛，不惜打破祖訓，將其納入最高榮譽的授予序列。
其次，注意保持太守任職的穩定。漢宣帝曾指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就是說，太守任職飄忽不定，官吏百姓對其政策能否持久將失去信心甚至陽奉陰違，隻有知其任職將久，才不敢虛以應付。中央政府對考核優秀、吏民稱頌的太守，常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及至封侯授爵等多種手段進行嘉獎，而未必簡單以快速提拔包括調至中央任職作為獎勵。
最后，暢通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交流渠道。兩漢向來有“郎官出宰百裡，郡守入作三公”的傳統。大量表現優秀的太守往往遵循這樣的政治軌跡：先調任大郡要郡太守或首都地區長官（即三輔長官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再調至中央政府任職，其中經由九卿、再任御史大夫、后任丞相的屢見不絕。西漢一代47位丞相中，16人擁有地方太守經歷，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其中名相如張蒼、朱博等，更是先后擔任過四五個郡國的守相。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十分注意遴選朝中德才兼備者出任地方太守。如元康元年，漢宣帝親自主持實施了一次大規模人事調整，擇選中央政府通明政事的博士、諫大夫出任郡國守相。西漢名臣蕭望之正是在這次人事變動中被派往平原郡出任太守的。后來，蕭望之從平原太守被征召至中央任少府（九卿之一），漢宣帝欣賞蕭望之經明持重、才堪宰相，欲重點培養，又下令派他出任左馮翊。蕭望之不解漢宣帝深意，以為從少府左遷地方有所貶抑，擔心漢宣帝對自己有所不滿，便稱病辭官。漢宣帝隨即派人勸喻：“此番任用實為考察你治民才力。君前任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以三輔，非有他意也。”蕭望之出任左馮翊三年，沒有辜負漢宣帝厚望，勤勉政事，京師稱之，之后再次調至中央，歷任大鴻臚（九卿之一）、御史大夫、太子太傅，成為漢宣帝、漢元帝兩朝倚重的名臣。
經統計，在前述擔任過太守的118人中，57人有過兩郡以上太守的經歷，其中最多的“飛將軍”李廣甚至當過8個郡的太守。可見，西漢在太守上下及橫向交流上十分通暢。
“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的魏相和《循吏傳》中召信臣的經歷，典型體現了上述特點。魏相起先只是濟陰郡一名小吏，在郡國向中央舉賢良中，以對策高第直接獲任茂陵縣令，后升任河南郡太守﹔不料陰差陽錯系罪下獄，遇赦出獄后，再次擔任茂陵縣令﹔不久升任揚州刺史，兩年后征召至中央任諫大夫，隨即又出任河南太守﹔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大司農（九卿之一），此后再經御史大夫而至相位，被班固贊為與蕭何、曹參同列的股肱之臣。召信臣先是察舉至宮中任郎官，后出任谷陽縣長，再調任上蔡縣長﹔因治績卓異，破格提拔為零陵郡太守﹔后因病去職，病愈后征召至中央任諫大夫，不久又出任南陽郡太守，再調任河南郡太守，治行考核常為第一﹔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少府。考察魏相、召信臣的經歷，一是經過了從縣、郡到中央多崗位的反復歷練，二是每次升遷都緣於考績優秀，體現了當時務重實績的用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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