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上述作品的出版與放映都是經過他本人點頭的。他還充滿感慨地說：“真可惜，在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一些作家、文藝評論家和政論家利用這類作品的問世，長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大肆攻擊斯大林的“集權統治”，誣蔑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軍事封建式的獨裁制度”。
在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過程中，新聞媒體和出版界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
為了配合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各種報刊、電台和電視台使出了渾身解數。它們有時是無中生有，有時則利用歷史上出現的有關問題，加以歪曲和夸大，在讀者中散布對革命歷史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懷疑和反感，使他們失去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和對共產主義前景的信仰。這些文章由於涉及了過去被認為是“禁區”的敏感問題，而且體裁多樣和有較強的可讀性，因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
一些媒體除刊載大量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蘇共和蘇聯歷史的文章外，還開展各種實際活動，為歷史虛無主義逆流推波助瀾。例如，被譽為“公開性的喉舌”的《星火》周刊曾在莫斯科搞所謂的“良心周”活動，內容有舉辦各類講座、放映歪曲歷史的被禁影片、集資建造大清洗運動受害者紀念碑等。一些編輯部還通過與讀者的聯系，將收集到的大量有關大清洗運動受害者的資料，公開發表。很多雜志由於發表了各類解禁作品而發行量大增。例如，刊載了長詩《回憶的權利》的那一期《新世界》雜志的發行量竟達到了68萬份之多。
關於報刊和新聞媒體在歷史虛無主義運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蘇聯解體之后不久所作的一次講話中有十分生動而又深刻的描述。他說：“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六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入侵我國時用火和劍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雖然有第一流的技術裝備，但是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數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1990年6月12日，戈爾巴喬夫總統批准並頒布了《新聞出版》法，宣布毫無約束的“新聞自由”，“不允許任何人壟斷任何新聞工具”，接著於7月15日又頒布了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總統令，規定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從而放棄了黨對輿論宣傳工作的領導。這些法令為歷史虛無主義者提供了更好的良機，進一步放開了他們的手腳，使他們得以更加合法地進行破壞活動。《新聞出版法》頒布后，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很多官方報刊也紛紛宣布“自主辦報”，完全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到蘇聯解體前夕，蘇共掌握的報刊僅佔1.5％。
歷史虛無主義在蘇聯釀成的嚴重后果表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一項長期的政治任務，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蘇聯為什麼解體？蘇共為什麼垮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
今天，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歷史虛無主義仍揮之不去。所幸的是以普京總統為代表的俄國領導人，清醒地看到了它的危害。為了治理歷史虛無主義造成的亂象，他採取了和正在採取包括改進歷史教學在內的各種措施，以弘揚俄國各民族的優秀歷史文化傳統，恢復對祖國歷史上一切美好東西的記憶，增強全體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民族自豪感。這一工作得到了社會上大多數有識之士和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和支持。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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