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就一浪高過一浪地迅速發展起來。他們竭力把斯大林妖魔化，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並論，恣意擴大“大清洗”運動的錯誤和運動中的受害人數。他們把斯大林時期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沙皇專制制度的某種變種，是“兵營式的社會主義”，或是“封建式的專制獨裁制度”，沒有民主、自由。在歷史虛無主義者看來，斯大林之所以犯了種種錯誤和“罪行”，主要根源在於制度﹔而要防止這些現象，必須徹底拋棄這個制度。
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鑒於經濟改革未見成效，把改革的重點轉向政治領域。為此，他提高了“重新審視歷史”的調門。1988年6月，蘇聯官方報紙《消息報》公開發表文章，對蘇聯中學的歷史教材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它們充滿著“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謊言”，並要求編寫一本“誠實的”教材。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已無法進行，以致蘇聯教育部不得不取消當年歷史課程的考試，並要求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
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惡果是人民的思想被搞亂了，社會主義的形象被玷污了，共產主義的信念被動搖了。而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被美化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理想社會，是世界歷史的最終歸宿。1988年6月，對莫斯科人的一次調查表明，隻有不到8％的人正面評價斯大林的歷史作用。
當時，歷史虛無主義也受到了不少正直的歷史學家的抵制，有的還勇敢地站出來明確表示反對，如列寧格勒工學院的女教師尼娜·安德列耶娃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們手中無權，多數人隻能保持沉默。著名歷史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帕·沃洛布耶夫感慨地說：“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的，不是我們專業的歷史學家，而是我們的政論家、作家、經濟學家，正是他們把歷史變成它現在成為的那種社會力量，至於專業歷史學家（眾所周知，他們在我國有成千上萬），積極卷入這個工作的，真是屈指可數。”
歷史虛無主義不僅反映在史學領域，而且反映在文學領域
歷史虛無主義者深知，為了實現他們的政治訴求，文學作品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在戈爾巴喬夫的“歷史和文學中都不應有被忘卻的名字和空白點”的鼓動下，一大批過去被禁的作品先后公開發表和放映。這些作品大都通過文學夸張和歷史戲說的手法，描寫了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的各種陰暗面，由此來攻擊和丑化斯大林，進而攻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一批反社會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和電影紛紛被解除了封印。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亞·別克的小說《新任命》，亞·特瓦爾托夫斯基的長詩《回憶的權利》，安·阿赫瑪托娃的詩作《安魂曲》，阿·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和格魯吉亞導演田·阿布拉澤的電影《懺悔》等等。《新任命》描寫了高級工業管理人員“官運”的故事，《回憶的權利》寫的是詩人的父親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被流放的命運，《安魂曲》寫的是詩人的兒子在“大清洗”運動中被捕的遭遇，矛頭都直指斯大林。《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描寫了斯大林時期蘇共的黨內斗爭，特別是大清洗運動，其中寫到了斯大林與基洛夫和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矛盾，並重復早已被否定了的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劃的謊言。書中斯大林被描繪成一個為了強化和鞏固個人統治，不惜處死幾百萬人的殘暴的獨裁者。最近在談到這本書時，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市組織理事會主席弗·格·博亞裡諾夫回憶說：“在那個時期隻要能寫幾筆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作品引起了轟動，內容既有紀實材料，更有藝術虛構，還引進了愛情故事，但本質上是給斯大林臉上抹黑。在那個時候，誰先沖上去，誰首先反對斯大林，誰就是英雄。” 電影《懺悔》描寫了上百萬人在斯大林執政時期失蹤的悲劇，批判了斯大林時期的“恐怖行為”。這是在時任格魯吉亞黨委書記謝瓦爾德納澤支持下攝制完成的。雅科夫列夫得意洋洋地說：《懺悔》的公映是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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