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驥：清嘉慶道光時期的吏治危機

清代嘉慶道光兩朝，如果從嘉慶1800年親政算起，到1850年道光逝世，正好是50年。我認為清嘉慶道光時期這50年，其吏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包括官場道德危機和官場人才危機，我把它概括為吏治危機。

吏治危機，其意義在於此時吏治不但極其腐敗，而且極其無能。腐敗不僅僅是個別的貪污受賄、徇私枉法，而且還表現在官場道德的整體墮落、全面而嚴重的官場道德危機﹔而無能不僅僅表現在官員不干事，不想干事，干不了事，還表現在昏庸、平庸和無知者充斥官場，奴才充斥官場，出現了官場人才危機。

官場道德危機:集中表現在官場貪污腐化、欺騙蒙蔽、消極怠工等方面

在清嘉慶、道光時期，像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是以儒家的道德准則作為官員的行為准則，概括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即仁政愛民、忠君愛國、廉潔奉公、公明勤儉。清嘉慶、道光時期的官場道德危機，也就是作為指導和規范封建官員為官從政的道德准則的危機。這集中表現在官場貪污腐化、酷烈虐民、欺騙蒙蔽、消極怠工和漠視民生等方面。

腐敗是中國歷代專制政體下官場的一個毒瘤，應該說是自古有之，但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朝代像清朝后期那樣，到了無官不貪、有吏皆污的程度。

清嘉慶、道光時期官場的唯利是圖已成風氣，封建官員那種必須遵守的廉潔奉公的道德准則，對大多數官員來說已形同虛設。做官必先問肥缺，“出任之始，先論一利字”。嘉慶初年，洪亮吉說官員上任前都要分析各種官位能夠撈多少油水：“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之贏余若何，不幸而守令屢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亦大困矣。”

官員的唯利是圖達到了毫不隱諱、明目張膽的地步，有些記載十分生動形象，如京官劉彬士到浙江任巡撫時就公開說：“窮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負欠不少，今番須要還債。”人們都說他如“餓虎出林，急不能待”。

不擇手段、唯利是圖最典型的例子要算震動一時的殺官滅口案了。

按照清代規定，凡賑災，一般要派官員查賑，以防地方官趁辦賑之機營私舞弊，中飽私囊。嘉慶十三年（1808）夏，江南淮安山陽縣暴雨成災，朝廷派知縣李毓昌前往查賑。李毓昌率家人到受災各鄉村查點戶口，查出山陽縣縣令王伸漢捏報戶口浮冒賑災款近30000兩。李毓昌准備揭發到府。王伸漢探知后，重賄求情，但都為李毓昌拒絕。王伸漢又懇請自己的上司淮安知府王轂向李毓昌說情，王轂對李毓昌說：“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縣）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

王轂的求情，其中一句話很有意思，“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他還說這是古人說的，真是令古今的官員大開眼界。當然，這同樣遭到李毓昌的拒絕。於是，王伸漢賄賂李毓昌的家人，密謀毒殺李毓昌，並焚毀戶口清冊，又用2000兩銀子買通知府王轂。這就是震動當時的山陽縣令殺官滅口案。

事后還得知，先后派往山陽查賑的官員共有10人，其中除教諭一人沒有收受賄賂和李毓昌被殺外，其余8人都收受了賄賂。從這個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當時官場的貪婪之風，而且這種貪婪帶有非常野蠻和殘酷的色彩，從政清廉、仁政愛民的道德准則，在這些官員中起不了什麼規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大批官員不顧朝廷禁令，以身試法，帶頭吸食鴉片，甚至販賣鴉片，從而使這時的官場腐敗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清嘉道時期，由於貪官、庸官和昏官充斥官場，從而導致這時另一官場病態的產生和泛濫：書吏的權力膨脹，差役的橫行霸道。

書役是書吏和差役的簡稱。從整體上說，在徇私舞弊、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等方面，兩者有共同之處，但手段各有不同。書吏有文化，有官場辦事經驗，大多貪婪而狡詐﹔差役大多沒有文化而有辦事經驗，大多貪婪而殘忍。最可怕的是他們往往狼狽為奸，這就使得有清一代特別是晚清時期，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殘酷、最黑暗的書役橫行的時代。

在清代，高官中滿人居多，中低級官員中漢人居多。滿人官員中有的連漢文都不懂，但權大位高，而漢人官員升遷的機會少，怨氣大。這樣導致清代的官員中大多依賴書役辦事，書役的權力逐漸擴大。清代的許多官員本身腐敗無能，又任意放縱書役，加之制度上的嚴重缺陷，致使書役橫行無忌，目無法紀，而清政府又無力加以整頓，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吏治腐敗和道德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