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驥：清嘉慶道光時期的吏治危機

這時的官場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酷烈虐民

本來，仁政愛民是封建官員為官從政的道德准則，但往往並沒有切實履行。清朝到了嘉道時期，私創非刑和廣設班館彌漫全國，其殘酷性暴露無遺，酷烈虐民、草菅人命，反映出此時嚴重的司法腐敗。

所謂非刑是指律典未載而私造酷虐刑具及私施酷刑而言，即非法酷刑。非刑從清法律條文上看是嚴加禁止的。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當時私創濫用非刑的慘酷情況令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論地域之廣，非刑遍及全國﹔論行使非刑之官，有刑部官，有督撫、按察使、知府、知州、知縣、州判、縣丞、巡檢、佐雜吏目及各種雜役，其中又以知府及以下一些小官和雜役為甚﹔論名目之多，僅嘉慶道光朝實錄所載的非刑就有五十多種，這是很不完全的統計。論非刑之殘酷，更是達到了慘無人道的程度，不知有多少無辜者死於非命。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非刑有人說是自“嘉慶以降，一時之創刑”。這說法雖然不一定准確，非刑不一定都是嘉慶以降的事，但嘉道時逢衰世，皇權失控，官場道德敗壞，大部分非刑創自此時並泛濫起來則是可信的。皇帝雖下過不少禁令，禁止非刑，但大多是官樣文章，無效果可言。儒家所諄諄教誨官員的仁政愛民的道德准則，已經被大多數官員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與非刑配套的是血淚斑斑的班房。這裡所講的班房是合法或非法設置的監獄或拘留所，有差館、卡房、土地寺、班館、帶候所、私館、羈候所等，名目繁多。這時的班房像非刑一樣，具有普遍性、殘酷性及繁雜性等特點。

此時的官場還有一大弊端就是欺騙蒙蔽。欺騙蒙蔽在清乾隆晚年已成為官場的一種風氣，清嘉慶道光之世，其弊更甚。洪亮吉說：“州縣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撫，督撫以蒙皇上。”層層欺騙，一級騙一級，一直騙到皇上。

粉飾太平也是欺蒙的一大表現。大多官員不深入了解實情，虛文往來，敷衍塞責，專做官樣文章。欺蒙又一表現是官官相護。官員互相庇護，互為羽翼，共同欺蒙皇上，又是此時官場的一種風氣。這種官場中的庇護網，實際上是一種利益網和人情網，是官員們的私利把他們緊緊聯系在一起，結成攻守同盟，共同對付上司，直到皇帝。而且往往在一些公務活動中帶有濃厚的人情色彩，徇私枉法，這不僅使各種冠冕堂皇的規章制度形同虛設，而且也敗壞了官場道德，並且使社會呈現出陰陽兩面性：陽面的制度條文成了官樣文章，而陰面的互相庇護的關系才是萬應靈丹。

在專制政體下，官場還有一種普遍現象就是消極怠工，它是專制政體的產物，也是官員明哲保身的手段。這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運轉失靈，政權處於慢性自殺之中。清嘉道時期官員消極怠工已成一種官場風氣。各級官員自上而下，自內而外，遇事或相互推諉，不負責任﹔或碌碌中庸，模棱取巧﹔或官官相護，消弭事端。嘉慶初年洪亮吉對當時官場這種風氣作了一番較為全面的分析。他把官員分成模棱、軟弱、鑽營、苟且四種類型。道光末年，曾國藩談到官場的狀況時，也有同樣的分析。他指出當時官員“大抵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京官有退縮和瑣屑兩大通病，外官也有敷衍和顢頇兩大通病。這些官員隻求苟全無過，不求振作有為。

更有甚者，當時許多官員認為皇帝和一些官僚呼喚道德來拯救官場風氣是迂腐之談。嘉慶一次對貴州巡撫顏檢說：“清潔立身，汝之長處，剛方御下，汝未能及，故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於君子，一味厚道，斷乎不可！”

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而嘉慶也告誡他一味厚道不得，如今之世是小人多於君子。道光時，浙江學政主張進行教誨勸導，道光斥他為徒博寬厚，“空言教誨，何益之有！”這是嘉慶、道光的一種矛盾心理，缺乏治國新方略，在道德萬能的治國理念局限下，隻能依靠道德來治國，但又對道德的救世作用深表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