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繼明
二是傳統的盲從心理。這種心理以放棄思考、樂於服從、遵從和盲從為主要特點。特別是集體上訪、群體性事件等，由於是集體參加，參與群眾心理有安全感，容易使人在盲從心理下聚在一起引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
三是現實的失衡心理。比如，對貧富差距的失衡心理，一些社會心理和社會輿論就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情緒。尤其是面對用不正當的手段致富時，心理更是憤憤不平。
四是轉軌的無序心理。我國處於社會急劇變遷的轉軌時期，在各種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暫時的“無序”。這時候，有一部分人在社會經濟地位或生活機遇上處於相對被剝奪狀態，他們就會做出社會不平等的判斷。
五是累積的發泄心理。很多極端事件或群體性事件屬於非直接利益沖突型，他們雖然沒有共同的利益基礎，但都有一種共同的情緒，也即一種比較強烈的怨氣。《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大量的群體性事件中，“仇富、仇官、仇不公”是人群的情緒基礎。
六是對干部的逆反心理。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指出：“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必然產生形式主義，而形式主義又最能應付官僚主義。按道理說，服務型政府應該是公共利益的捍衛者、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維護者，能夠公平合理地處理利害相關者的矛盾和沖突。現實中，有些基層政府的決策隨意性大，對涉及諸如征地、拆遷、改制等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常常不尊重民意。一旦出事，總是能捂則捂，能壓則壓，能拖則拖。還有些政府工作人員追求部門利益甚至個人利益，漠視群眾利益。結果造成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逆反心理。
七是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當前，因為有些領導求穩怕亂的心理，使部分群眾產生了“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錯覺，無形中慫恿了極端暴力事件的發生。更多的群眾在“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驅使下，抱著“會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態，參與到鬧事或者上訪的行列，使我國群體性事件的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
八是打抱不平的江湖心理。在某些極端事件中，很多人是抱著打抱不平的心理參加的。這種心理實際上反映了兩個深層次的心態：一是參加者發泄不滿的心態。二是尋求自己權利的心態。
九是等靠要的依賴心理。相當一部分群眾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根深蒂固，依賴意識仍然十分嚴重。在社會的變革面前，不是主動求變、積極應對，而是等靠要和依賴政府。一旦政府顧不上，就認為政府對自己不公了，就認為自己吃虧了，從而通過一些極端的方式來表達。
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特殊性使得任何單一的處理策略都存在著顧此失彼的失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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