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新媒體環境中 主流意識形態需“再編碼”

靈活反應與塑造“軟權力”

新的傳播革命造就了新的執政環境，在這種環境下，傳統的控制式治理，暴露出了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僵硬：除了“放”，就是“管”，而且還是主要行政指令方式進行的單向度管理。其結果，一是陷入“一管則死，一放則亂”的怪圈﹔一是導致主流價值“解釋框架”更快地失去吸引力。傳播革命要求的是靈活反應，核心在於重新提供“解釋框架”，側重在於形成能夠應對各種不同類型挑戰的，多樣、豐富、靈活、有彈性的政策工具，針對不同性質的挑戰，做出有針對性、個性化、人性化的回應。

首先，工作重心需要從控制式模式轉向治理式模式。一方面，這意味著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規則，並以有利於國家和社會整體發展的方式執行規則﹔另一方面，這意味著更看重對話、溝通、協商，除了極少數無法溝通或者確實已經造成了對社會實際損害的行為需要依據法律公開、公平、公正的進行管理之外，必須更多地探索如何在信息公開中，在意見公開表達中尋求政治共識。誠如美國著名傳播學家李普曼所言：“當代意義最為重大的革命不是經濟革命或政治革命，而是一場在被統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藝術的革命。”

其次，必須敏銳地把握在挑戰中所蘊含的機遇。爭取主流意識形態在新媒體環境中的主動權，既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和挑戰，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它能夠讓民眾真正通過新媒體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盡可能杜絕和避免少數政府官員、個別部門，用自身利益綁架國家利益，為局部利益犧牲大局利益，甚至為謀私利不惜以國家政治安全作為代價。

第三，塑造“軟權力”應該成為把握意識形態主導權的戰略目標。相對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的硬權力，意識形態、傳播主導權則是一個國家、一個執政黨軟權力的最重要的表現。國家治理需要“硬權力”和“軟權力”雙腳支撐，兩腳都要硬，國家才能穩定、強盛。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解釋框架”，是軟權力的核心。

2011年，中東北非經歷了“阿拉伯之春“，政治強人黯然下台﹔而同樣用新媒體實施組織串聯，同樣利用經濟蕭條引發的生活壓力與社會怨恨作為動力，“倫敦之夏”與“華爾街之秋”卻只是曇花一現，沒有危及英美兩國的政權﹔當“佔領華爾街運動”從美國擴散到相當數量的西方發達國家時，也沒有出現政權更迭的問題。如《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所言，“佔領華爾街”沒有成為一場左翼運動的開端，就是因為在這些西方國家，不存在一種能夠匹敵資本主義的左翼意識形態，沒有進行深度解讀的“解釋框架”。最終這種抗議，隻能是各種牢騷與不滿情緒的機械組合，即使走上街頭，也不可能威脅這些國家的政治安全。這就是軟權力對於維持國家政治秩序的戰略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