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出現信任危機的原因探析
藉上述討論分析當下中國社會的信任現狀及其信任模式的建構，我們需要從發生學角度將“當下”看做是“過去”和“外來”共同作用的結果。
以改革開放為界作為“當下”的話，“過去”的傳統其實包含兩個歷史階段內兩種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信任模式：一是建國前與中國傳統農耕社會、儒家文化相聯系的家本位-人際信任模式，與之對應的是相對簡單的物質生活條件下的禮俗社會經濟秩序﹔二是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的確立，本質上是運用國本位—系統信任模式取代了原有的家本位—人際信任模式。順從權威、依附單位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整體群像，對應的社會經濟秩序是強國家范式下的再分配權利秩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在實踐再分配向市場轉型的同時，成功實現了持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市場轉型的理想型多半以“外來”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為特征，要求以社會本位的制度信任模式作為發展藍本。但中國的市場經濟並非直接生長於自發的資本發育與資本競爭，而是源自再分配經濟體制，是“頂層設計”主導下試錯式“邊緣革命”的結果。市場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極富成功的“雙軌制”（價格雙軌和所有制雙軌）以及“二元改革渠道”（政府引導的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改革和草根推動的自下而上的“邊緣革命”改革）構成了中國區別於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重要特色。換句話說，正是政府和民間“雙強”的通力合作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市場轉型。那麼，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秩序應該與怎樣的信任模式相對應呢？我堅信，如同市場經濟制度可以走入不同國家政體一樣，在中國人“制度自信”的前提下，能夠與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秩序相配合的主導信任關系應當仍是社會本位的制度信任模式。
據此推理，目前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說到底是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而不是其他。因為在轉型實踐中，像中國的市場轉型過程鑲嵌制度的路徑依賴及其創設一樣，中國人的信任現狀亦充滿路徑依賴及其創設。
盡管中國奉行的儒家文化思想一直倡導家本位—人際信任模式和家國同構的社會信任體系，因此被跨文化研究歸在“低度信任”的國家行列﹔但近代以來即便是這樣低度的家本位—人際信任體系亦遭受過創傷，過去在“批孔破儒”的同時，也將中國人推向了“不信任任何人”“懷疑一切”的極端。而改革開放，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並沒有即刻引進能夠與之配合的制度信任模式。或者說，相對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沒有出現與之相符的信任模式。於是，有人簡單推測，今天中國發生的信任危機，是變革變遷造成的舊有信任模式崩潰、新有信任模式尚未建立的結果，危機的本質是信任關系的整體缺位。
其實不然。我們認為，目前中國出現的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與中國人賴以習慣了的家本位-人際關系信任模式、國本位-系統依附信任模式息息相關。因為現實中我們清楚地看到：
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固化經濟而出現利益分化、急劇的社會流動和變遷的時候，很多人（尤其草根民眾）本能地撿拾起過去的家本位—人際關系信任模式去應對市場中的利益競爭，並希望把必須要相處的陌生人變成熟人。凡事“托關系、人找人”的現象比比皆是﹔“熟人信得過”“熟人好辦事”成為人行動前的首選觀念。
當國家主導的改革與草根自主的改革齊頭並進又相互滲透的時候，國本位的政府依附性信任模式依舊根深蒂固，深深扎根於人們應對市場挑戰的種種選擇中。比如，盡管市場化已經將中國推向了一個多元經濟共存的社會，但國有企事業單位、公務員職業等依然是大多數人的首選工作位置。根據愛德曼（Edelman）國際公關公司2011年發布的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中國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度高達88%，且比前一年提高了14個百分點，即從74%增長為88%。這些相對固化的家本位-人際關系信任、國本位-機構依附信任，說到底反映中國人一貫的差序格局、順從權威、依附單位組織之深層的文化結構。
回到理論，“信任模式與社會秩序”之關聯（見附表），在展現當下信任缺失現狀的同時也揭示了它的真正歷史原因：一是目前的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實質是普遍主義取向的社會本位-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擴展了的關系市場經濟秩序”說到底是傳統“家本位-關系信任”與“國本位-再分配權力關系”的延續及其疊加效應，是制度信任空缺所導致的秩序替代品。三是深埋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特殊主義取向的家本位-關系信任模式、國本位-機構依附信任模式，作為一種本土的文化結構力量抵制或擠壓了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富有普遍主義價值取向的社會本位-制度信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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