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四大體制障礙制約新型城鎮化發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2012年城鎮水平達到52.6%，全國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促進“四化”同步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是今后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主基調，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當前，推進新型城鎮化面臨一系列突出問題和深層次的體制障礙，突出表現為兩個嚴重滯后、三個不協調和四個體制障礙，需要我們深入分析，認真對待。
　　兩個嚴重滯后
　　1.城鎮化嚴重滯后於工業化
　　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和工業化存在三種關系。一是城鎮化超前於工業化，指城鎮化速度超過工業化速度，城鎮提供的就業機會和生活條件不能滿足農村遷移人口的要求，造成大量的“貧民窟”和嚴重的“城市病”，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二是城鎮化滯后於工業化，指城鎮化速度落后於工業化速度，城市工業發展未能吸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導致城市人口增長緩慢，城鎮化水平低。三是城鎮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指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基本一致，發達國家基本上屬於這種模式。關於我國城鎮化進程，學術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我國城鎮化滯后於工業化，也有人認為相反。我們認為，無論從城鎮化發展一般規律，還是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城鎮化明顯滯后於工業化。
　　從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工業化是城鎮化的主要推動力，一定水平的工業化對應相應的城鎮化率。根據錢納裡與賽爾奎因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一般變動模型（見表1），城鎮化率與非農產業產值、就業等反映工業化水平的指標高度正相關。2012年，我國非農產業產值比重和非農就業比重已超過90%和65%，根據錢納裡與賽爾奎因模型，對應的城鎮化率應在66%和55%左右，而當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2.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5.3%，說明我國城鎮化滯后於工業化。

　　從國際比較看，根據世界銀行標准，按收入分組，2010年我國屬於中上等收入國家，但城市化率低於同類國家平均水平10.5個百分點﹔按地區分組，我國城市化率低於亞太地區國家平均水平2.5個百分點（見表2）。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合理比值范圍在1.4∼2.5之間，我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從1978年的0.41上升到2011年的1.28，從未進入合理區間。分省份看，北京、西藏、海南三省（區）比值超過2.5，城鎮化發展超前於工業化﹔天津、上海、廣東三省市比值處於1.4∼2.5，城鎮化與工業化相對協調﹔其余省區市的城鎮化發展均不同程度滯后於工業化，其中河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廣西、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10個省區的城鎮化嚴重滯后於工業化（見圖1）。

　　2.人口城鎮化嚴重滯后於土地城鎮化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鎮土地增長速度（建成區面積、建設用地面積）與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城區人口、非農業人口）的差距越來越大（見圖2）。1996年以來，我國城鎮面積從1.3萬平方公裡，擴大到2011年的5.3萬平方公裡，增長了3.1倍，而同期城鎮人口從3億增加到6.9億，僅增長了1.1倍，城鎮用地增長彈性系數（土地城鎮化率與城鎮化人口增長率之比，用於衡量城鎮用地合理性）達到2.80，遠高於國際社會公認的1.12合理閾值。

　　由於城鎮面積增長大大超過人口增長，城鎮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導致我國城市人口密度較低，人口承載數量不足，這與我國土地資源緊張的國情嚴重不符。2010年全國地級市及以上城市人口密度為265人/平方公裡，市轄區為618人/平方公裡，即使城市人口（僅指戶籍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也僅達到2228人/平方公裡（見圖3），遠遠低於同期發達國家城市人口密度，同期東京人口密度為4750人/平方公裡、首爾16700人/平方公裡、羅馬2950人/平方公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