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在首次與網友答問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引用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觀點，“財富如果長期為少數人所佔有，而多數人處於貧困狀態，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說明目前中國收入分配不均的嚴重性。2012年9月15日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農民工青年蔡洋砸穿了日系車主李建利的顱骨就是對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一個最好注解。像蔡洋這樣來自鄉村、孤獨地漂在城市中的農民工，因低收入引發的仇富心理已使其漸漸成為“引發社會沖突的不穩定因素”，進一步引發的中國富豪移民 、資本外逃問題，已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而對中國廣大中低收入者而言，由貧富差距引發的物價上漲使得民生問題凸顯，居民的幸福指數下降。

“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於公平與效率始終是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以犧牲社會公平的發展尤其犧牲大多數居民的福祉為代價換取片面的經濟增長，最終會把增長扭曲，成為社會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反之，公平的社會環境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中等收入階層消費市場，促進國內消費需求的發展，提高效率，拉動經濟增長。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要實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應該將社會公平放在首位，建立社會收入公平分配的機制，保障每一位居民都能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從而實現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成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驗與教訓比較給我們的啟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找公平與效率“平衡”點，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階段，仍然用“低收入國家”階段以犧牲社會“公平”的發展尤其犧牲大多數居民的福祉為代價換取片面的經濟增長，提高“效率”，最終會把增長扭曲，成為社會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反之，“公平”的社會環境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中等收入階層消費市場，促進國內消費需求的發展，提高效率，拉動經濟增長。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要繼續維持“效率”，唯有突出社會“公平”，建立社會收入公平分配的機制，建設“橄欖型”社會收入結構，從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包容性”增長，產生足夠的推力，強勁助推經濟跨越“陷阱”。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一國經濟由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問題。人均收入3000美元附近是低中等收入國家能否完成產業升級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敏感階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此階段，在各類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環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因制度和技術等創新力不足，整個國民經濟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長（泡沫經濟）會拉動各類要素價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擴張難以支撐。在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的條件下，整個國民經濟難以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競爭優勢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