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觀點代表了當前國內很多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認識，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轉變經濟發展戰略，由低收入階段粗放型向中等收入階段后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不容否定，“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一個效率命題，即能否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人均GNI由4000美元穩定達到10000美元。

對巴西和日本淨出口、投資、消費在GDP中所佔比重發現，2000年以來，這兩個國家淨出口佔GDP比重均低於4%，2009~2011年巴西貿易逆差，淨出口為負值。兩國投資佔GDP比重在20%左右，消費在GDP中佔75%左右。因而效率的觀點難以解釋兩國人均GNI的巨大差異。上述巴西與日本的比較可以看出，巴西的經濟增長率不低但為什麼巴西的人均GNI1994年已超過3000美元直到2011年才超過10000美元，17年時間尚未成為高收入國家 ，因而如果僅考慮效率方面，顯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二、“中等收入陷阱”是公平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跨越國家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在社會公平方面存在很大差異，1981~2010年間巴西的基尼系數均高於0.5，遠高於國際警戒線0.4的標准，個別年份甚至高於0.6（見圖7-3），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社會不公平問題嚴重。而日本的基尼系數從1981~1990年間均低於0.3 ，社會收入分配比較公平。

其他掉入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阿根廷自1986年以來，基尼系數始終大於0.4 ，2003年最高，達到0.5471，近年來系數有所下降，但仍高於0.4，超過國際警戒線。1986年該國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窮人收入的16.63倍，2001年達到58倍，近年來這一數字有所下降，仍高於22倍，收入分配較為不公平。

墨西哥的基尼系數大都高於0.45，2000年達到0.51，而后略有下降低於0.5。1989年該國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窮人收入的10.5倍，2000年達到27.7倍，近年來這一數字有所下降，仍高於22倍，收入分配較為不公平。

相形之下，亞洲四小龍較好地重視社會公平問題，通過國內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發展戰略，基尼系數一直處於較低水平。韓國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起飛，1971年為0.36，1993年時僅為0.316 。台灣基尼系數一直低於0.3 ，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較低的基尼系數意味著社會各界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財富在社會各階層的分布比較均勻，不是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擴大國內消費，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同時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基尼系數比較高，在0.4─0.64之間，收入分配差距大，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阿根廷在2001年的經濟危機期間先后更換了5位臨時總統，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國內學者對拉美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貧富差距惡化不是導致拉美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原因 ，但貧富差距惡化是關鍵性因素。發展經濟學先驅諾貝爾獎得主阿瑟•劉易斯對此有精辟的論述，他指出“收入分配的變化是發展進程中最具政治意義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誘發妒忌心理和混亂動蕩的方面，沒有很好地理解為什麼這些變化會發生，以及它會起到怎樣的作用，就不可能制訂出切實可行的政策。” 布拉姆巴特（2007）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過大的收入分配不公使得低收入者難以獲得投資機會，最終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霍米•卡拉斯（2009）指出能否正確處理收入分配不公是印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