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否定“普世價值”並不否定價值共識的存在，但所有的價值共識都不會是“普世”的

應該說，一定的主體在一定的條件下、一定的范圍內，可以達成一定的價值共識。比如在人類文明進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會逐步形成對某些基本價值的認可，甚至在全球范圍內還存在絕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共識。但所有的價值共識都是有條件、有范圍的，而且會隨著條件和范圍的改變而改變，並不存在一種永恆不變的“普世”的價值共識。

比如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利用自然造福人類，這是人類的價值共識。但人類的這一共識也始終處於發展變化中。在生產力落后、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時代，人類過多地強調對自然界的攫取，甚至為滿足人類過度需要而不惜違背自然規律，因此遭受大自然的懲罰。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強，在總結以往教訓的基礎上，人類逐漸意識到不計后果地掠奪自然的危害，於是開始改變乃至拋棄原有的錯誤觀念和做法。當今時代，人類更加強調尊重自然規律，提倡科學地利用自然，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可持續發展。毫無疑問，將來的人類會在新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對利用自然的認識。

又如當今時代的核威懾、恐怖主義、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全球性問題。全人類因此有了共同利益，並在此基礎上產生反映並解決這些問題的價值共識。但這些全人類的價值共識並不是“普世”的。因為全人類面臨共同問題與存在共同利益是一回事，而對待共同利益的態度、處理共同問題的方法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比如美國至今不肯放棄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權利，至今不肯加入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說到底是要維護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

2009年9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可以說是對“普世價值”鼓吹者的極大諷刺。190多個國家的代表帶著對全人類共同問題的擔憂參加了會議。然而保護全球環境這個價值共識並沒有得到與會各國的真正的普遍認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譬如如何採取行動等問題上分歧巨大。美國公開拒絕接受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竭力推卸美國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和現實義務，同時還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其實質是保護全球環境這個人類共識並沒有成為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普世價值”。

再如憲政。一些人刻意掩蓋憲政的階級實質，竭力淡化憲政的制度屬性，試圖把憲政同資本主義制度剝離開來，使之成為具有獨立形態的普遍適用的價值理念和制度模式。毫無疑問，憲政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普遍價值共識，它維護的是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為發展資本主義保駕護航。因此，憲政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來說，是統治階級壓迫他們的工具，有著深刻的資本主義制度內涵。毛澤東同志曾深刻揭露憲政的資本主義本質和實質，他認為歐美式的憲政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憲政，“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對於這樣的憲政，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決不認為它是“普世”的。相反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還要將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憲政絕不是一些人所說的“無東西方之分”、“對全人類有普遍意義”的“普世價值”。

五、不要把客觀事物中的共性或一般性當做價值觀念的“普世性”

主張“普世價值”的人在思維上有一個共同點，即把人們從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共性或一般性，當做價值觀念的“普世性”。比如，把不同階級、不同人群存在的價值觀念中的共同點、把不同國家在實踐中積累的相同或相似的經驗抽象出來，叫做“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等，資本主義國家講，社會主義國家也講，資產階級的語匯裡有，馬克思主義的語匯裡也有，資本主義國家在做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主義國家也在搞。因此，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等就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市場經濟以及法治就是“普世經驗”、“普世模式”、“普世價值”。

把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與個性或特殊性割裂開來，隻看其一不看其二，這是形而上學的認識方法。從哲學上講，客觀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並不能孤立存在。人們在思維中可以抽象出客觀對象的共性或一般性來，但是在現實中，共性或一般性脫離不了個性、特殊性。共性或一般性總要寓於個性、特殊性之中，並要通過個性與特殊性表現出來。完全脫離個性與特殊性的抽象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具體水果（蘋果、橘子、菠蘿、香蕉等）中抽象出共性，把它概括為水果，但在市場上隻能買到具體的水果。

即使從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共性或一般性也不會一勞永逸、靜止不變的。因為一定歷史條件下，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類認識事物的手段、能力、水平總是有限的。需要經歷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這就決定了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也必然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永恆不變的。另外，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屬於客觀認識的范疇。而上述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等屬於價值觀的范疇，價值觀領域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等從來就不是“普世”的。

比如，民主雖然是個抽象的概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講民主，但究竟哪種民主好？不同的階級對民主有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是無產階級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人民當家作主。而資產階級所說的民主，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保障的是資本剝削和壓迫的自由。正因為不同的階級對民主有不同的認識，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匯裡，總要講資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民主前面的這些限定語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點明了民主的階級性、民主的本質。人類社會從來就不存在一種全人類都能認同的純粹民主、一般民主或“普世民主”。

抽象的自由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也是不存在的。人們對自由的理解總是具體的、有差別的。不同的階級有不一樣的回答，甚至是完全對立的。資產階級認為憑借佔有的生產資料雇用工人、榨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就是他們的權利和自由﹔而工人階級則認為，消滅私有制、消滅雇佣勞動制度，才能獲得自己的自由。

對於民主、自由的本質，毛澤東同志一語中的：“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的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他還說：“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 

不僅民主、自由是具體的、有階級性的，平等、公平、正義、人權等觀念也是如此。在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條件下，抽象的自由、平等都是騙人的。列寧尖銳地指出：“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無論怎麼說，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對於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議論都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哪一個階級的自由？到底怎樣使用這種自由？是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地回避這些問題，必然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的利益、剝削者的利益。隻要閉口不談這些問題，不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謊話和偽善，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用形式上承認自由和平等來掩蓋工人、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即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大多數居民在經濟方面事實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

市場經濟有其一般性的內涵，但市場經濟並不能抽象存在，它總要與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具體國情結合起來，在實踐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即便在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市場經濟體制也會有不同表現。這是市場經濟在與不同國情結合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特殊性。江澤民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面的“‘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余，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而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裡”。而且，隨著實踐的發展，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制度對市場經濟的內涵和理解也會發生變化。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並不是因為市場經濟是“普世價值”，而是市場經濟如同計劃經濟一樣，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合適就用，不合適就不用。

法治從本質上講是經濟上佔支配地位的階級維護其政治統治的一種工具，是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的一種手段和方式，並不為某一社會形態所獨有，存在於一切有法的社會。但法治不是抽象的，它在服務某一具體社會形態的過程中必然帶有此種社會形態的性質和屬性。比如，我們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指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保証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同志指出：“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以及“保証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行使民主權利”，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貫徹的“兩個原則”。這就點明了社會主義法治同資本主義法治的本質區別。

我們反對“普世價值”的提法，並不是要否定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或如一些人指責的片面強調個性、特殊性。我們主張恢復唯物辯証法的本來面目。既要看到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又要看到事物的個性或特殊性，並將兩者科學地統一起來。主張“普世價值”的人，片面強調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以此作為“普世價值”存在的根據，這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不符合客觀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