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顧之憂問題

農民之與土地如同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之與大地，須臾不可分離。農民失去土地，后顧茫茫，憂心重重，當屬必然。

擔憂之一，有限的補償款花完了怎麼辦？和日本的“全面補償”、美國的“合理補償”、德國的“相當補償”、巴西的“公平補償”不同，中國的征地補償很大程度上隻能算是“象征性補償”，基本上都是按征用地的原用途予以補償，沒有考慮土地經營者使用權權益增值，標准過低，有的地方甚至以“零地價”出讓土地，“政府請客，百姓買單”。在本不合理的征地補償費中，國家和集體又截留了70%以上，真正落到農民手中的各種補償，有專家測算僅佔10%左右，按目前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計算，隻能維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僅維持2年多的生活。有限的補償費花光之后，如果沒有穩定的工作，又身無長技，如何生存？

擔憂之二，社會保障什麼時候才能享受到市民待遇？由於我國城鄉社保制度存在很大差異，作為由村民向市民過渡的失地農民，社保狀況自然很不理想。據對失地農民抽樣調查，當問及他們在社保方面最擔心的是什麼時，他們回答醫療和養老。即便享受了社保，一些地方失地農民與當地市民“同城”卻不“同保”。比如醫療，失地農民的醫保卡隻能在社區使用，而市民可在全市通用。比如養老保險，市民有70歲的高齡卡，坐公交、逛公園都可免費﹔80歲老人有高齡補貼，失地農民則享受不到這些待遇。比如低保，有些地方不能做到應保盡保，失地農民的低保受“指標”限制，因為多一份低保，地方財政就多一份開支，失地農民需等待有了指標才能享受。

擔憂之三，子女長大怎麼辦？首先是子女教育問題，從農村的學校突然轉到城裡的學校，課程進度不同步，學習節奏不合拍。而且，受二元城鄉文化的影響，城裡同學往往瞧不起鄉下同學，有的學校干脆將“回遷”的學生單獨設班，以區別城裡的“貴族血統”。失地農民的子女幼小的心靈就要承受被受歧視的壓力。另外，非義務階段高昂的學費，失地農民難以負擔，子女大多讀了初中就外出打工，素質普遍低下，工資待遇難以提高，生活狀況難以改變，窮二代很可能傳導為窮三代，惡性循環。即使考上了大學，更難以承受每年過萬的學費，往往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就是一個貧困家庭的判決書。他們擔憂貧困的代際傳遞何日是盡頭。其次是住房問題。孩子小的時候，與自己住在一起，房子湊合，孩子大了，要結婚成家另立門戶，需重新買一套。有專家測算，城裡的房價，如果按種地收入需要從唐代種到現在，按普通的務工收入，也得從清朝干到現在。天價房使他們為子女“住有所居”的未來擔憂。

千方百計解決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理應提升到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

首先，應盡快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是盡快把失地農民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實現與城鎮社保的對接。資金來源可以在土地收益中切塊一部分，實行專門化管理。同時，教育和引導農民在獲得的征地補償中繳納部分資金，建立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二是通過預留土地調節金、財政預算、設立專項資金等途徑，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將符合條件的失地農民全部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解決失地農民的基本生存問題。三是積極鼓勵社區養老事業的發展，在用地、基建、稅收、工商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扶持。同時，適度引導商業保險，利用商業保險機制為力所能及的失地農民提供更多層次的養老保障，使失地農民老有所靠、老有所養。四是為失地農民提供法律援助。失地農民與農民工、城鎮下崗失業工人以及貧困人口一樣同屬於社會弱勢群體，當合法權利遭受侵犯時，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支付行政救濟的成本（包括時間、金錢、必要的法律知識等）。媒體報道，89歲的雲南省政協原副主席幫助失地拆遷農民的新聞，引起較大的反響，失地農民維護自身權益的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落實失地農民子女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保障進城的失地農民子女，與城鎮居民的子女一視同仁，享受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所賦予的各項權利，防止失地農民的下一代成為新的城鎮失業群體。同時，建立專門的失地農民家庭子女教育資助制度，對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進行部分或全額資助。加大經濟適用房建設力度，對失地農民二代優先考慮，確保有房居住。

作者單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