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轉換問題

失地農民離開土地，由世代聚居的村庄進入新的社區，住進樓房，角色轉換是一個緩慢而又伴隨著陣痛的過程，需要內、外部長時期的互動作用。

一是職業轉換問題。土地是農民的生產資料，失地前的農民主要從事的是第一產業。失地以后，農民面對的首要問題是需要從一產轉向二產或三產。所謂隔行如隔山，對於文化低、技能差的農民來說，要從一產升級為二產、三產，實屬不易。特別是那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在土地的舞台上，面對一垅垅庄稼，駕輕就熟，游刃有余，但是面對一排排機器，則不知如何下手，積累了一輩子的“把式”在一個全新的生產體系、組織結構和生產器具面前束手無策。

二是身份轉換問題。“農民”一詞在中國，最具特色，它不是職業的稱謂，而是身份的象征。這些失地農民，沒有了土地，不干農活，但標簽上仍貼著“農民”二字。戶籍登記也入另冊，與城市居民有著不一樣的戶口簿。真正的市民待遇也不能普及到他們頭上。即使住在了城裡，衣食住行跟城裡人都沒有兩樣，但管理上的歧視、社會上的偏見等卻難以消除。有關調查顯示，有61.6%的失地農民認為自己還是“農村人”，隻有38.4%的人認為自己是“城裡人”。

三是生存環境轉換問題。從熟人社會一下子進入生人社會，勝過“遠親”的“近鄰”，不再是一起“玩泥巴”的伙伴，不再是圍在一個小河裡洗衣的村婦，不再是有事一聲嗓子就跑過來的兄弟，而是一個個被關在家裡自娛自樂的孩子，一串串由阿拉伯數字組成的門牌，一張張從“貓眼”裡看人的陌生面孔。他們發現，找個人拉拉家常都很奢侈，遇見紅白喜事，隻得花錢請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過去世代稔熟的誠信鏈變成了鄰居互不相認的契約鏈。

四是生活方式轉換問題。以前，他們在自己的村庄，可以隨地吐痰，甚至在自己的庄稼地裡可以隨地大小便，無拘無束，現在連大聲說話都要受到限制。一輩子習慣了懶懶散散的慢生活，進了城的感覺就像第一次進賈府的林黛玉，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路。

五是價值觀念轉換問題。農耕生產孕育了淳朴的鄉土文化，塑造了獨特的鄉土人格，當傳統的鄉土文化遇上現代的城市文化，使許多農民身處農工兩界左右為難，游走城鄉之間進退失據。生活中那些原本以為很在理的東西，不知是對是錯，是留是棄。

變化與適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之一，也是生物學的基本定律，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生物體需要在心理和行為上不斷調整，以取得與新環境的重新適應。從傳統農耕社會進入現代工業社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這種轉變是內生的，漸進的，沒有任何一種外力可以使這種轉變在一夜之間完成。當失地農民面對突如其來的改變，縱使這種改變或許是他們曾經的向往，但帶給他們的隻能是措手不及的“脫臼”，正如在黑暗中呆久的人突見光明，反而失明。再加上傳統文化的慣性與現行政策的時滯性之間的博弈，注定失地農民的角色轉換是艱難的、漫長的、痛苦的，這種轉型，使失地農民變成一個農民不像農民市民不像市民的“四不像”，成為身在城市“找不著北”的迷茫一族。這種迷茫嚴重制約了他們未來的發展。

首先，應在政策上逐步熨平失地農民與當地市民之間褶皺。凡是市民有的，失地農民就應該有，大到人身權利，小到戶口本顏色，都應實行同一個標准，同一種標識。讓農民的“標簽”找不著附著的物體，使“農民”的含義回歸到“職業”的原點。隻有這樣，市民在農民面前不再具有“高人一等”的炫耀資本，農民對於市民也沒有必要羨慕嫉恨，在平等的制度面前，應如同學校規定學生一律穿校服，看不出貧富差別，分不出家庭的高低貴賤一樣。

其次，應推動傳統鄉土文化與城市社區文化之間的融合。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生成了厚重的鄉土文化，傳統的鄉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華，它飽含許多現代文明的基因。例如，就現代社會在制度和規則層面而言，有兩大基本支撐要件，一是產權關系及其與之配套的法律體系﹔二是誠信體系。傳統鄉土文化在這兩方面都有著足夠豐富的內涵和較為完備的規則。在新的社區建設上，一方面要借鑒西方發展城市文化的經驗，如大力發育各類社會組織、社區組織等﹔另一方面要吸收傳統鄉土文化的精華和養分，如熟人社區誠信體系的構建等，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文化。在具體工作中，應充分發動各類群團組織及協會組織，引導他們開展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文體活動，以規范行為，陶冶情操，增進互信等，從而實現文化的升華。

再次，基層組織應在職能上實現從服務村庄向服務社區的轉變。從村庄到社區，工作對象、工作內容發生了改變，工作理念、工作方法應隨之改變。一應借鑒中國歷史上“改土歸流，土流並用”的辦法，改變過去隻從本地選用基層干部的做法，在新的社區建設中適當吸收一些有城市社區管理經驗的外地干部參與管理﹔二應在具體工作中，實現從管理村庄向管理社區的轉變，從服務熟人社會向服務生人社會的轉變，從適應慢生活向呼應快節奏的轉變﹔三應在輿論上引導社會克服歧視心態，給失地農民以應有的尊重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