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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恬:建立全面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觀
張怡恬
2013年07月29日14:05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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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對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哲學等學科關於效率問題的文獻進行了梳理,發現在社會科學中,效率早已不再是經濟學的專有概念。效率的基本含義是產出/投入,但在不同學科,產出和投入的內涵不同,對效率具體內容的理解也有差異,從而演化出了社會效率、政治效率、行政效率、法律效率等效率概念。然而,在梳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問題研究的文獻中發現,雖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已經被廣泛認可為是一項要發揮社會功能等多種功能的社會制度,但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的研究還局限在經濟效率方面。建立全面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觀,構建綜合的分析框架和指標體系來衡量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重大課題。

效率原為機械學的概念,指輸出的熱能量與輸入的熱能量之間的比率。由於經濟學是以研究稀缺性資源最優配置為主要任務的一門科學,效率這一概念被借用到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從經濟學始,更多的社會科學學科吸收了效率這一概念,以之來衡量某一行為或某一制度運行的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由於各學科的特點和所研究范疇的不同,效率從單純的產出與投入比,演化成為具有價值判斷內涵的范疇。

之所以提出建立全面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觀的問題,是因為長期以來,理論學術界將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理解為經濟效率,也即大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完全借用了經濟學的效率觀。那麼對一項有著明顯社會功能的社會制度來說,完全借用經濟學的效率觀是否准確?以這樣一種效率觀來衡量制度效率是否正確?這是本文要探討的主要問題。為打開思路,本文先對不同學科的效率觀作一簡單綜述,再分析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效率問題的研究現狀,進而得出結論。

一、不同學科的效率觀

(一)經濟學的效率觀

在經濟學中,效率的一般含義是產出與投入之比。經濟學以資源稀缺性為研究前提,如何在投入資源既定的情況下使產出最大,或是在產出既定的情況下讓投入最小,是經濟學亙古研究的命題。由於經濟學流派眾多,對效率的理解也有些微差異。

亞當•斯密的效率觀。亞當•斯密(Adam Smith)主要是從勞動分工和用制度(比如自由競爭的經濟體制)確保勞動分工的角度分析了效率和提高效率的問題。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是提高生產效率的根源﹔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是提高效率的最優制度。

邊際學派的效率觀。以杰文斯(W.S.Jevons)、門格爾(K.Menger)和瓦爾拉斯(M.E.Walras)等為代表的邊際學派以市場價值規律和均等利益原理為基礎,提出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概念。邊際學派認為,在經濟活動中連續使用某種資源時,其配置效率將趨於遞減﹔在資源流動下,當各種用途的資源的邊際收益相等時,整體資源配置效率最優。 與生產效率相比,資源配置效率把經濟投入和產出放在一個宏觀的領域裡來考察。

庇古的效率觀。庇古(Pigou)將效率研究延伸到收入分配領域,進而研究資源配置與社會福利之間的關系。庇古把經濟福利歸結為個人所獲得的效用或滿足,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就是社會上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滿足。在資源配置方面,他提出當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相等,同時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邊際社會純產值相等時,經濟資源達到配置的效率狀態。當二者出現背離時,政府的賦稅、補貼等干預手段能夠調整二者關系,增加社會經濟福利。在收入分配方面,庇古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原則,指出當所有社會成員的貨幣收入均等,從而其邊際效用相等時,社會經濟福利達到最大值,即達到了收入分配的效率狀態。

帕雷托最優。帕雷托(Pareto)在對庇古福利經濟學中的效用基數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了邊際效用序數論,並於1906 年提出著名的帕雷托最優(Pareto Optimum)或帕雷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概念。帕雷托最優建立在完全競爭和完備市場的理想假設之上,是通過一組邊際條件來定義的,即所有互利交易已經達成,社會處於它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產品的邊際轉換率等於消費者的邊際替代率。具體是指,經濟中的資源配置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狀態:資源配置的改變不會在任何一個人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其他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帕雷托效率在經濟學領域受到廣泛的推崇和應用。但由於其實現具有較為嚴格的假設前提,因此也被人批評為在小范圍、低層次、生產性的效率分析時十分有用的,但對分析有關社會經濟的問題時卻少有實用性。特別是它回避了市場機制的一個固有局限——收入分配問題,那麼一個完全使人厭惡的社會或經濟也可以是帕雷托最優的。

卡爾多—希克斯標准。卡爾多—希克斯標准實際上放寬了帕雷托條件,指導人們突破抽象的條件或局部利益的制約,去挖掘潛在的社會效率。卡爾多(Nicholas Kaldor)的福利標准是:如果發生一種經濟變化使受益者對其所得利益的估價高於受損者對其所受損失的估價,這種變化就意味著效率的增加。希克斯(John R. Hicks)進一步對卡爾多的福利標准進行了補充,提出長期自然的補償原則。他指出,補償可以自然而然地進行。“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動是按增進生產效率的原則來改變生產組織的話……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好起來。”卡爾多與希克斯提出的標准被合稱卡爾多—希克斯標准。 同帕雷托效率一樣,卡爾多—希克斯標准沒有關注到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作為福利國家目標的效率。尼古拉斯•巴爾(Nicholas Barr)在《福利國家經濟學中》中談到福利國家的目標時,提出效率至少包括三方面內容:宏觀效率,GDP中的一部分專用於社會福利,政策應盡量避免可能造成的費用擴大﹔微觀效率,政策應保証國家在不同類型的現金津貼和實物津貼之間做出有效的分配﹔激勵作用,源於公共籌款的國家福利制度,其財政和福利給付結構應以實現勞動力供給、就業和儲蓄的優化為目標。

制度效率。諾思(Douglas C. North)從制度變遷的角度,首先提出了制度效率,即指在一種約束機制下,制度通過提供一組有關權利、責任、利益的規則,為人們構筑行為規范體系,如果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為將導致產出增加,則為制度有效率﹔如果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為不能導致產出增加,則為制度無效率。制度效率包括制度對經濟和社會的效率貢獻與制度本身的運行效率兩個方面,制度運行效率的核心是制度成本分析。

綜上,在經濟學中,效率概念可以簡單表述為產出與投入之比或投入的最小化與產出的最大化。但投入與產出的內涵則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差異。比如斯密的效率觀,投入一方摻雜了制度的因素:分工與市場自由競爭。自庇古而后,效率的概念就愈加復雜,在投入一方是不同的資源配置或產品組合,在產出一方是以個人福利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帕雷托效率排除了庇古效率中的價值判斷,也將收入分配排除在外。其對經濟學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甚至有學者認為,在經濟文獻中,其他有關效率的定義在某種意義上講都只是“帕雷托最優狀態”的不同說法而已。制度效率的提出,則拓展了人們對效率問題研究的視野和深度。

(責編:方蕊娟、朱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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