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學的效率觀

西方的行政管理學較早地引入了效率概念。早在1887年，伍德洛•威爾遜就在《行政學之研究》一文中將提高效率作為行政學研究的根本目標。《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卷》中“行政效率”詞條為：“在一定時間、空間內行政活動付出的代價與取得的成果之間的比率”，並且，“判斷行政效率的高低是很復雜的，不限於計量人、財、物等的投入和產出的比率，還包括對社會效益的評估”。 高惠珠認為，投入一定量的行政成本之后，獲得管理對象的滿意度或幸福度指數，可視為政治倫理學范圍的效率概念。

20世紀40年代，西方學界中，圍繞著以行政活動的效率為主題的爭論產生了幾個學派，這些學派對於行政效率的觀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把“投入—產出”作為衡量效率的核心，並強調行政活動的“量”，比如傳統學派和計量學派﹔另一類認為行政活動要符合一定的價值標准，強調要從外部的評價來認識和判斷行政效率，主要有決策學派、行為學派、法律學派、系統學派等。

在企業管理領域，管理效率在泰勒（Taylor）開辟的科學管理階段開始被關注。企業管理學認為，管理效率是運用投入產出分析工具研究管理狀況的一種科學方法。廣義的管理效率是指企業管理活動中總的投入和產出的比例關系。狹義的管理效率是指管理活動本身所耗費的成本（主要指管理費用）與所帶來的收益的比例關系。由於效率本身並非是充分的實証分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價值分析。

（三） 社會學的效率觀

近年來，社會學也開始關注效率問題，提出了社會效率的概念，並對社會效率的內涵和特征進行了研究。余源培認為，效率是經濟的，又不僅僅是經濟的，在任何時代都存在著一個社會整體效益問題。 有學者給出了社會效率的定義，社會效率是指社會經濟資源，包括物質、非物質資源的投入與相應社會效益產出的比率，社會效益包括環境改善、機制更新、福利提高及社會和諧等各個方面。 社會效率反映的是關於人及其組織制度與所發揮的社會效能之間的關系，是機械效率和經濟效率概念的衍生和發展。社會效率是一個相對概念，雖然從管理層次和管理幅度上說，社會效率也是在尋求一種均衡狀態，但這種均衡不是“帕雷托最優”所要求的絕對均衡。社會效率也不像技術效率那樣追求一種恆定的技術指標，很難用准確的數字來衡量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之間的關系。社會效率在講時效性和速度的同時，更強調辦事的程序化和目的性。

（四）法學的效率觀

法的效率。張付成指出，作為法的價值取向的效率有不同層次的含義。首先，可以分為程序效率和實體效率。前者指法的內容選擇對司法程序中成本支出的最低化影響，后者指法的內容對社會關系主體取得的利潤最大化的影響。其次，個體效率和社會效率。前者指法的價值取向傾向於使個體利潤的最大化﹔后者則傾向於維持社會整體利潤的最大化。再次，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縱向層次來看，效率可分為近期效率和長期效率。

法律效率。危懷安認為，法律效率=法律收益/法律成本×100%。法律收益包括法律供給主體的經濟、政治、社會、倫理收益等﹔法律成本是指法律活動主體投入的時間、人力、資本等支出及相應的機會成本。從內容看，法律效率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倫理效率等。從參與法律活動的不同主體來看，法律效率可細分為：立法效率、司法效率、執法效率和守法效率，法律效率是這四者的加權求和。

此外，包含於法學門類中的政治學也引入了效率概念。如布坎南分析了分配制度對於政治效率的影響，諾斯、科斯等主要從產權、交易成本角度探討了政治制度效率。李屏南、朱國偉指出，政治效率包括政治文化效率、政治制度效率、政治機構效率、政治行為效率等。

（五）哲學的效率觀

哲學的效率觀主要體現於倫理學中。倫理學意義上的效率概念，最初是功利主義效率概念，即以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總效用為目標。功利主義的目的是對“物品”進行再分配，以便使社會成員的總效用達到最大化。 其代表人物邊沁提出，“是否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為和制度之正確與錯誤的標准”。功利主義籍此對禁欲主義、神學等進行了有力批判，但其效率觀，因其存在功效和道德方面的理論缺陷而受到質疑。一方面，功利主義效率概念中的社會總效用在理論和實踐中均無法計算。另一方面，“因為最大限度地提高總功利會允許、甚至要求(至少是可能要求)社會上一部分人過一種貧困的奴隸生活，隻要他們的勞役對他們主人制造的功利超過他們自己的負功利(disutility)”。 功利主義通過幸福、功利等概念把社會性的效率觀念表達出來，並發展成為倫理學的重要范疇。

因為存在道德方面的缺陷，功利主義的效率觀受到羅爾斯（John Rawls）的批判。羅爾斯認為，自然權利即立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社會公正。按照羅爾斯的公正原則，所有的社會基本物品——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都應該被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對這些物品中的一些或全部進行的不平等分配會使最少受益者獲益。 這實際上是把效率包含在廣義的社會公正目標之中。

綜上，圍繞產出/投入的基本效率內涵，不同學科對效率概念賦予了不同的具體含義，總的方向是將效率概念從單純指經濟效率向社會效率、政治效率、管理效率、法律效率甚至文化效率等方面拓展，更全面地看投入和產出的內涵。雖然這些學科裡面也都有學者引入了經濟效率的計量研究方法來研究效率問題，但並不排斥對效率的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也就是說，各個學科在吸收、借鑒經濟學效率概念的同時，並沒有機械地照搬經濟效率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而是根據本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賦予效率概念也即投入和產出以更加切合實際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