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馬宏偉 張怡恬 於春暉

嘉賓：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常修澤

國家環保總局華東督查中心副主任 劉國才

中共山東省威海市委書記 崔曰臣

中共山西省高平市委書記 王樹新

自然環境是人類的家園，但近年來時有發生的環境污染事件，使人們對不堪重負的生態環境充滿憂慮﹔污染減排是“十一五”規劃提出的約束性指標，但不容樂觀的現實形勢，使人們對經濟增長到底能不能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感到困惑。保護環境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防治環境污染涉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讓人民群眾喝上干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是黨和政府的庄嚴承諾。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關系能不能處理好？怎樣遏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圍繞這些必須在理論上作出說明、在實踐中作出回答的問題，記者與幾位長期從事相關理論研究的專家和身處環境保護一線的地方領導干部進行了對話。

有人認為，發展經濟必然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這可以說是長期以來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認識根源。其實——

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關系能夠處理好

主持人:環境問題是由自然和人為兩方面因素引起的，但目前我國環境問題的成因主要是人為因素。請劉國才主任對影響污染減排、環境保護的人為因素做一個分析。

劉國才:引發環境問題的人為因素，可以分為主次或者說本源和從屬兩個方面。主要方面或本源方面的因素是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這是我國環境問題的主要成因。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的直接原因，依我看是因為GDP增長是政績，而環境保護還未成為硬政績。次要方面或從屬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有關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法制、能力等不適應解決環境問題的需要。體制問題表現在環境保護工作的縱向分離、橫向分散、區域分割﹔機制問題表現在環保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相關部門分工負責尚未落到實處﹔法制問題表現在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健全、剛性弱﹔能力問題表現在環境保護監管能力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資金投入、科技保障等不足。

主持人:在您看來，應該如何緩解我國嚴峻的環境問題呢？

劉國才:首先，明確給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即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產業結構和布局符合主體功能區定位，污染物排放量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這就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所在。因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基本是由於長期以來產業結構和布局不符合主體功能區產業定位以及污染物排放量超出環境容量所引發的。

其次，明確解決環境問題的兩項任務和需要做好的四項工作。兩項任務，即對國土進行主體功能區劃定和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總量控制。主體功能區劃定是根據生態環境特點、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狀況、承擔的生態功能等，將國土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在此基礎上明確各主體功能區的產業定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是根據主體功能區劃所確定的生態功能，明確各主體功能區產業發展的污染物排放總量，以解決各類主體功能區的環境質量達標問題。功能區劃是前提，總量控制是保障，兩項任務密切相關、缺一不可。四項工作，是指在完成上述兩項任務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切實做好各主體功能區償還舊賬、不欠新賬、加快發展、和諧發展這四篇文章。償還舊賬，即償還產業結構、布局不符合主體功能區定位、污染物排放量不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的舊賬﹔不欠新賬，即新一輪經濟發展要符合主體功能區產業定位和滿足環境質量達標要求﹔加快發展，是指在符合主體功能區產業定位、環境承載容量的前提下追求GDP的較快增長﹔和諧發展，是指生態支撐力與經濟增長、生存保障需求相協調。

第三，使環境保護成為硬政績。當務之急是盡快制定出台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績評價體系，將解決環境問題的兩項任務和四項工作的完成情況納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之中，作為領導干部提拔使用和責任追究的依據，真正解決重經濟、輕環保的本源問題。主持人:有人認為，發展經濟必然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甚至極端地認為，“或者發展經濟破壞環境，或者保護環境停止發展”。對此，您怎麼看？

劉國才:這種觀點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是長期以來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認識根源。先污染，污染到什麼程度？后治理，何時才治理？國內外大量實踐表明，這種觀點是極端錯誤和危險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后果，一是會造成未來治理成本非常高﹔二是會出現生態破壞的不可恢復﹔三是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公害。其實，協調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關系，既可定性，又可定量。定性是指產業導向、布局符合主體功能區定位，定量則是指環境質量達到功能區要求。這樣看問題，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理論上就不存在矛盾，實踐上也是可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