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課題“《〈儒藏〉編纂與研究》項目”自啟動以來，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項目工作的進展情況怎樣？開展《儒藏》編纂與研究的意義何在？《儒藏》具有哪些特點？近日，記者就這些問題採訪了該項目首席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

記者：首先請您介紹一下項目的主要內容及目前的進展情況。

湯一介：《〈儒藏〉編纂與研究》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其中“《儒藏》精華本”又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重大項目。編纂《儒藏》的目的在於對中國思想文化典籍進行系統整理，以便收藏、保存和利用，為人們研究儒家思想提供可信資料。按照我們的設想，《儒藏》的編纂分為正編和續編，正編所收文獻的下限定在清朝結束，續編則有選擇地收錄民國以后的儒學著作。正編的內容按傳統的分類，主要包括“經部”的大部或全部，“史部”的部分，“子部”的儒家類等和“集部”中總集的部分和別集的部分。在此基礎上，再增加兩部：一部為新發現的儒家文獻，一部為韓國、日本以及東亞其他國家的學者在歷史上以漢文寫作的儒家文獻。整個項目預計耗資1.52億元，將編纂出版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約1.5 億字的《儒藏》精華編和收入約6000余部儒家典籍、約10億字的《儒藏》大全本，以及著錄兩萬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總目》。目前，各項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進行。

項目的總題目是“《儒藏》編纂與研究”，所以實際工作分為編纂和研究兩個部分。編纂部分是對自先秦到清末的儒家著述進行整理，主要採取“整理”加“點校”的方式進行，遵照原貌，隻依一定的體例進行標點，加校勘記，每部書前都附以簡明的《校點說明》，介紹成書、版本、流傳和此次整理情況。研究部分主要是撰寫《中國儒學史》，包括總論、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現代共10卷，計劃2006年完成﹔編錄《儒藏總目》，計劃2006年完成﹔編撰《儒家思想與儒家經典研究叢書》，分為“儒家思想研究”和“儒家經典研究”兩個系列，計劃出版100種。這些研究都將盡量反映目前國內外學術研究的新成果。

記者：歷史經驗表明，盛世修典對於推動學術研究和弘揚民族文化都將起到巨大而積極的作用。您如何看待《儒藏》編纂與研究的現實意義？

湯一介：我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有儒、釋、道之分，可是千百年來，我國有《佛藏》、《道藏》，卻無《儒藏》。雖然明清兩代都有編纂《儒藏》的建議，但始終沒能付諸行動。這不僅與儒家思想在我國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極不相稱，而且不能滿足目前人們學習、研究、弘揚傳統文化的實際需要。

從歷史發展和經典體系來看，儒家所傳承的“六經”都是在孔子以前已經形成的，這些經典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華﹔而孔子開創的儒家與先秦其他各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始終以自覺傳承六經為己任，“六經”所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正是通過和依賴儒家的世代努力而傳承至今。儒家崇德貴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儒家哲學陰陽互補和諧與永久變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儒家文化強烈的道德觀念、積極的社會關懷、穩健的中庸精神、嚴肅的自我修養等價值理念，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科技、醫藥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同樣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儒家思想和典籍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各種問題的出現，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的價值和意義。近些年來，世界思想界出現了發掘、研究古代思想智慧和傳統文化的熱潮。《儒藏》的編纂不僅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而且是為了對當今人類文化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我們並不認為儒家思想文化都能適應現代人類社會的現實，也不認為它能解決當今世界存在的種種復雜問題，但深信其中蘊涵著有益於解決當今人類社會存在問題的思想文化資源。而這些有益的思想文化資源，無疑需要我們通過挖掘、整理和研究儒家典籍和文獻來獲得。

記者：作為一項耗資巨大、歷時較長的重大學術工程，《儒藏》編纂與研究在技術手段和運作方式上有哪些特點？

湯一介：根據教育部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的要求，我們必須把《儒藏》做成精品，力爭取得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對海內外有重大影響的標志性成果。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在工作中既吸收了傳統的有效做法，又採取了一些新的技術手段。比如，《儒藏》精華本和大全本都將出電子版，以便檢索。同時，整個編纂過程將遵循以下原則：第一，選擇最好的底本。一般來說，底本的選擇越早越好、越精越好、越全越好。我們在選擇底本時，就堅持了這一原則。《儒藏》70％左右的底本來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同時我們還與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以及海外的一些大圖書館開展合作，力求以最好的底本作為編纂的依據。

第二，選擇合適的合作單位。《儒藏》的編纂與研究工程浩大，決非一家之力就可以完成。目前，北京大學已經同國內25家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院建立了合作關系。我們在選擇合作單位時，注意充分發揮每個單位的特長。比如，山東大學古籍所的特長在《詩經》類，清華大學的特長在“三禮”，四川大學的特長在“史部”，等等。

第三，進行嚴格的質量把關。在編纂過程中，我們將執行嚴格的校訂、審訂程序，力爭將錯誤減少到最低限度：相關校點人員校點以后，交給部類的主編進行審訂，再由編纂中心進行初審，合格的交出版社發排，不合格的必須返工。出版社校對應在10次以上，編纂中心進行抽查，然后退交原校點者和該部類主編校訂，最后還將請外單位有經驗的老編輯作最后的審定。

記者：歷史上雖無《儒藏》，但不少王朝都有過匯編儒家經典的舉措，如唐朝的《五經正義》、宋朝的《十三經》、明朝的《四書大全》、清朝的《十三經注疏》及各種經解，尤其是清朝編輯的《四庫全書》收入了不少儒家文獻。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方面又編輯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四庫全書》。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編纂《儒藏》？

湯一介：現在的儒家典籍多以影印形式出版，如《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禁毀叢書》等就是這樣。目前，國家圖書館還在影印古籍善本和孤本，其中包括大量影印的儒家經典。在此情況下，如再出版一部影印本《儒藏》，似無必要。而且，影印本無標點、無校勘記，不便於一般讀者甚至研究者利用，也無法糾正原本中存在的一些錯漏。因此，《儒藏》採用了“編纂”的形式，其精華本有標點、有校勘記、又有電子版，更便於人們的閱讀、研究和利用。此外，《四庫全書》等的編纂並未使儒家的文獻系統化，人們從中無法看出儒學發展的脈絡。而《儒藏》的編纂與研究就是在上述各種影印本的基礎上，對儒家經典文獻進行系統化的整理與研究，這有利於人們更系統、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意義，有利於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民日報2006年2月10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