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記者 彭國華 楊學博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程恩富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辛向陽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不僅讓全國人民感到自豪，而且讓國際社會發出贊嘆。近年來，“中國模式”逐漸成為國內外熱議的一個話題。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如果有，其內涵和特點是什麼？如何看待“中國模式”？圍繞這些問題，記者與有關專家學者進行了對話。

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

記者：目前，學界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上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學者甚至不認同這種提法，認為所謂“模式”是一種可以復制的樣板，而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具有可復制性。對此應如何理解？

辛向陽：我們首先看一看“模式”這個概念。“模式”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某種事物的標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准樣式。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模式”還可以被定義為事物內在機理的展開，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系統地體現著事物的本質屬性。綜合來看，“模式”主要有三層涵義和特征：一是內在性，即模式是一個事物內在本質的展現﹔二是外在性，即模式有許多外在的表現形式﹔三是可借鑒性，即模式可以供人們借鑒和學習。

再說“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中國既有許多成功的事實，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成就﹔也有許多成功的制度安排。這些事實的背后存在共同的、規律性的因素，而這些共同的、規律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模式”是存在的。

記者：有些學者雖然不否認“中國模式”，但是認為“中國模式”還不成熟。對此又該如何看待？

程恩富：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模式”還不成熟，可能主要是基於這種考慮：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各方面大都達到較高水平，並且經歷了長期的、不同環境的檢驗﹔“中國模式”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無論經濟還是其他方面水平都還不高，而且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深刻變革中，很多方面還遠未定型。實際上，這種觀點並不全面。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不一定都是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才基本成熟的，相反，它們都是利用相對成熟的發展模式大大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德國模式、日本模式等都是如此。我們認為，“中國模式”已經基本成熟，主要依據就在於無論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還是在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方面，我國都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比較成熟、比較定型的制度。

記者：也有一些人認為，“中國模式”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成功經驗的概括，不一定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應慎用這種提法。

辛向陽：我不同意“中國模式”概念是國外的專利。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多次提到“中國模式”。1980年5月，他在談到處理兄弟黨關系的一條重要原則時曾說，“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既然中國革命勝利靠的是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它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採取中國的模式。”1988年5月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他又指出：“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鄧小平同志談到的“中國的模式”，實際上就體現了對中國發展道路、發展方式的思考。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個別西方學者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是別有用意的，用意之一就是企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中國模式”中清除掉。因此，我們在使用“中國模式”這一概念時，應鮮明地把它與社會主義緊密聯系起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緊密聯系起來，與我們的遠大奮斗目標緊密聯系起來。

“中國模式”的內涵是什麼

記者：關於“中國模式”的內涵，大家看法不一，具體表述多樣。我們應該如何把握？

程恩富：目前，學界對“中國模式”的定義很多。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是指新中國成立60年多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戰略、政策、實踐的過程和結果的總稱。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對西方國家來說則更多的是價值理念問題。還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而走出的一條后發國家的現代化之路。

應該說，這些定義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不夠全面。黨的十七大提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這體現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科學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並按照這個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們正確理解“中國模式”的基本出發點。因此，准確把握“中國模式”應當注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模式﹔第二，它是社會主義的模式﹔第三，它是發展中大國的發展模式。

記者：請具體談談“中國模式”的內涵。

程恩富：“中國模式”在經濟建設上主要體現為“四主型制度”。一是公有主體型的多種產權制度，即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這表現在資本結構、就業結構、GDP結構、稅收結構、外貿結構等多方面。二是勞動主體型的多種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並重的制度。三是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即多結構地發展市場體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在廉潔、民主、高效的基礎上發揮國家調節的主導作用。四是自立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即處理好引進國外技術和資本同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和高效利用本國資本的關系，不斷提高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

“中國模式”在政治建設上體現為“三者統一、四層制度”。具體而言，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中國模式”在政治上的本質體現。黨的領導在“三統一”中起著核心作用，它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基礎條件和廣闊空間。這體現為“四個確保”：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正確方向，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科學架構，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高效運行，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有序參與。人民當家作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意味著一切權力來源於人民，一切權力要服從於人民，一切權力都要接受人民的監督。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不是離開黨的領導的依法治國，也不是離開人民當家作主的依法治國。依法治國體現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基本思想，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有序性。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有機統一的：黨的領導的根本目的就是依法領導人民實現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在黨的領導下和法律基礎上的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下和人民群眾監督下的依法治國。

“中國模式”在文化建設上體現為“一個體系、兩個主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建設始終堅持以改革創新和科技進步為動力，大力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在根本要求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在具體舉措上，堅持“六個一手”：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一手構建覆蓋城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手壯大文化產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推動文化全面協調發展。在這一基礎上，文化建設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民族文化為主體”的兩主體格局。

“中國模式”在社會建設上體現為“一個格局、一個網絡、四個機制”。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作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部署。通過近年來的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取得積極進展。首先，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不斷健全。其次，在黨的領導下，推動建立了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調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的社會管理網絡，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這也充分說明，我國在社會建設上正在形成自己的模式。

如何看待“中國模式”

記者：有人說，“中國模式”拓寬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途徑，促進了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激發了人們關於社會制度的豐富想象。我們應當怎麼看這種觀點？

辛向陽：“中國模式”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對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選擇。比如，印度總理辛格2008年就說過，中國的改革推動了印度的發展。他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外經濟開放使中國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印度正在發生著變化。中國的成功是促進變化的一種動力。在中東，“中國模式”受到一些國家的高度肯定。2007年，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指出:“中國的發展模式已成為許多中東國家學習的榜樣，作為一個在國際上擁有重要地位的國家，中國的聲音在這裡備受尊重。”在美國，也有學者總結了“中國模式”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從實踐意義看，“中國模式”也許不完全適用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但畢竟為他們提供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值得他們思考﹔從理論意義看，“中國模式”顛覆了公有制企業沒有效率的傳統觀點、新興的大國必是好戰和富有侵略性國家的論點以及經濟發展必將導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論。

但是，對於國際上的一些贊美之詞我們應當保持清醒，不能頭腦發熱。因為雖然“中國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些借鑒，但從根本上說，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每個國家都應當探索和選擇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記者：從現實來看，“中國模式”也受到一些質疑。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程恩富：不可否認，在我國發展的過程中還有不少不穩定不確定的因素，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我們尤其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重而道遠，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眾多而復雜。從國際上看，中國的快速發展也與個別國家產生了一定的利益沖突，甚至引起一些國家的恐慌，近年來趨於增多的國際貿易摩擦便是明証。因此，我們要理性看待“中國模式”，特別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准確把握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大勢，既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又堅持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人民日報2010年9月15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