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兩種思潮

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圈出現了兩種意識形態趨勢，顛覆了傳統的“一元論”。一種趨勢是“后現代主義”，一種發源於西方的思想，旨在解構“現代性”。20世紀80年代初期，“后現代主義”已經進入到中國，但那時並沒產生多大影響，然而到了90年代，中國的學者突然對它表現出極大興趣。另一種趨勢是“國學熱”，一種對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狂熱追求。事實上，在20世紀80 年代，中國的思想家們已經大肆宣揚要強調中國傳統文化，但是直到90年代這才成為一種迫切的潮流，這時候國學在北京大學悄然興起。這兩種趨勢的興起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

20世紀60年代，為了拯救人類社會，取締現代性的消極影響，“后現代主義”的思潮在西方率先興起。在其早期，后現代主義是“解構性后現代主義”，是被用來解決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的一種方法。其目的是解構現代性、顛覆一元論、促進多元化，粉碎權威、徹底消滅現代性的“權威性”和“主宰性”。但是，解構的后現代主義既沒有產生積極的影響，也沒有為新時代勾繪出任何藍圖。

在21世紀的轉折點，基於過程哲學的“建構性后現代主義”主張將第一次啟蒙運動的積極因素與后現代主義整合在一起，因此呼吁“第二次啟蒙運動”。

根據懷德海的過程哲學，“人”不應該被看作是萬物的中心。相反，人和自然應該被看成密切相關的群體。過程哲學的主要奠基者小約翰·柯布認為，建構性后現代主義對解構的后現代主義持有批判的態度。我們已經將生態主義融入了后現代主義。在后現代這個時代中，人與人會和諧相處，人與自然也是。這個時代會保留現代性的積極因素，超越二元論、人類中心主義和大男子主義，這個時代旨在為了共同利益建構一個后現代社會。

按照過程哲學的觀點，如果第一次啟蒙運動振臂高呼的口號是“解放自我”，那麼第二次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應該是“關心他者”和“尊重差異”。在他們看來，如果人們使用個人“自由”的方式損害了群體的利益，那麼他們勢必會削弱自己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引進責任和義務的概念以及解釋自由和義務的內在聯系來消除“自由”這一抽象概念，從而追求深層的、有責任的“自由”。在西方，建構性后現代主義只是一股細流，影響很小，但是在中國，卻吸引了一批學者的注意力，這些學者熱切盼望民族復興。

民族的復興必須由民族文化的復興來支撐。中國學者有機會反思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主要因為傳統中國文化(國學)經過了一個多世紀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們逐漸認識到應該提倡我們文化中的哪些成分、摒棄哪些成分、吸收哪些成分。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無疑為“國學”從其傳統意義過渡到現代概念奠定了基礎。新的或者現代的“國學”對於中國的復興來說絕對是強大的精神動力，對於人類社會的“和平和發展”也是如此。它將幫助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而且避開西方社會不斷經歷的困境。

換句話說，新的國學應該堅持“返本開新”的原則。隻有“返本”(回到源頭)我們才能“開新”(開啟新的領域)。“返本”要求我們深刻理解國學的精髓，堅守我們自己文化中中流砥柱的性質。而“開新”要求我們對中國及人類社會面臨的新問題有系統的理解，這些問題急需解決。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隻有深入探索國學的本質我們才能在適宜的時機開辟新的領域。隻有直面人類社會的問題我們才能更好地促進和更新國學的精髓。因此21世紀，國學的火焰將會再一次被“返本開新”的原則點燃，為人類社會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