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蒙地與庄子的生命哲學

庄子沒有融入當時宋國社會中，當地人不接納他。他小時候，在沼澤地裡孤獨游逛而沒有伙伴，“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庄子居留在宋國蒙地，但他似乎對宋國相當隔膜，甚至反感，他筆下的宋人都很笨，甚至有些卑劣。庄子經常嘲諷宋人，加上經常與宋人惠施辯論，嘲諷就更加尖刻。宋人是殷商的后代，總有一點經商的智慧吧，但是庄子說：“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宋人拿著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到越國去賣，但越人是斷發文身的，根本不戴帽子。做買賣也不顧客戶的需求，隻能賠掉老本。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說：“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鹓雛以死鼠也。”用的就是《庄子》典故。

《庄子》還說：“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但是隻能“世世以洴澼絖為事”。“洴澼絖”就是漂洗棉絮，大概是用了宋國的象聲詞方言，有點向辯論對手惠施調侃的意味。有客人想用百金購買他們的偏方，他們就聚族商量：“我們世世代代都在洴澼絖，一年的收入也不過數金。如今賣個方子，就可以拿到百金，不如成交了吧。”但那個客人拿著方子，游說吳王。越國來侵略，吳王就任命他當將軍，冬天與越人水戰，手不龜裂，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他當大官。庄子評議說：能夠一樣制造不龜手的藥，有人靠它封官，有人不免於“洴澼絖”，是他們使用的方式存在著差異的緣故。

其實，諸子都不太喜歡宋人。為什麼？通覽《左傳》可以知道，宋國掌權的都是自己的公族，他們怕權力被游說之士奪走，因而不接受客卿。孔子經過宋國，受到宋司馬桓魋伐樹的威脅﹔孟子游歷到宋，受到宋君不見的冷落。墨子阻止楚國對宋的入侵，歸途過宋，守閭者不予接納。庄子在宋國也隻能當個芝麻大小的漆園吏，這麼有才華的人，起碼也應該在政府中成為管理圖書、起草文件的大夫。秦國、楚國、齊國，都接納客卿，宋國不接納，諸子對它的保守姿態很反感，所以《孟子》的“拔苗助長”是宋人，《韓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

庄子沒有融入當時宋國社會中，當地人不接納他。他小時候，在沼澤地裡孤獨游逛而沒有伙伴，“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看見蝸牛的兩個角，想象其中一個是觸國，一個是蠻國，互相打仗，打了半個月，死了五萬人雲雲——這是小孩子的想法。清人吳梅村有《滿江紅》詞曰：“鷸蚌利名持壁壘，觸蠻知勇分旗鼓。隻庄周為蝶蝶為周，都忘語。”我想，孔子這麼博學，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他都不知道蝸牛有兩個角，當時的博物學還沒有那麼發達。你要盯著蝸牛看很長時間，它才會伸出兩個角來，隻有小孩子有這份耐心。庄子還到集市看耍猴，欣賞著耍猴人給猴子分配橡栗，說朝三暮四，猴子就生氣，說朝四暮三，猴子就高興。還有“庖丁解牛”，一個屠夫像合著樂舞那樣揮舞著出神入化的刀，兩三刀就干脆利落地將一頭牛殺倒了，隻有小孩子看時才覺得震撼，大人就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庄子憑借自然界的草木虫魚和民間卓絕的技藝，引發他的神思妙想，書寫著“詩化的哲學，哲學化的詩”。

庄子的生命哲學，寫得最獨特的，一是關於死，二是關於夢。庄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這是楚人的風俗，即《明史·循吏列傳》所說：“楚俗，居喪好擊鼓歌舞。”此類記載在唐、宋、元朝的筆記，以及湖北等地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不少，現在南方還有這種風俗，可謂流風久遠。按照“喪祭從先祖”的規矩，庄子在亡妻喪俗上，應請巫師和親友擊鼓歌舞。但他既窮請不起巫師，家族流亡異地請不來親友，隻好自己鼓盆而歌了。庄子的高明之處，是他能夠從楚俗中，升華出哲理，“通天下一氣耳”，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死者又回歸自然。以此他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生生死死，來去瀟瀟洒洒。

先秦諸子寫夢寫得最好的是庄子，他寫了11個夢。《老子》《孟子》沒有“夢”字，《論語》有一次寫到夢，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講的是一個政治夢。《庄子》最有名的是“蝴蝶夢”：“昔者庄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庄子多悟鳥獸草木之靈。他用夢來思考生命的界限，“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人與鳥、魚、蝶，孰真孰夢，夢與醒的界限在哪裡？在邊界朦朧中，所謂“庄生曉夢迷蝴蝶”，他寫了一個生命與夢的春天，給人一種輕盈的美麗，與物為春，逢春化生。庄子作品的詩意，就來自這種幾分驚奇、幾分超逸，混合著幾分楚人鄉愁的記憶，令人神往，構筑著一個中國人可以“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

以此角度解讀《庄子》，我們就會體驗到，一個破落流亡的楚國貴族后代在宋地作楚思的活生生的情境。我們考証庄子身世，進行文化還原，就是為了恢復這些經典本身應該具有的生命。還原諸子生命，既是對諸子的尊重，也是對研究者能力的尊重。中國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文化之根的資源，如果我們的解釋是陳陳相因，或隨波逐流，就很難提升與一個現代大國相稱的思想原創能力和文化解釋能力。

（楊義 澳門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敘事學》、《老子還原》、《庄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文學地理學會通》等40余種，論文500余篇。主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等19種69冊。本文為2013年4月25日在哈佛大學的講演。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入藏楊義著作57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