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蘇共實行的“新型干部政策”，改變了軍官隊伍的純潔性，致使危急關頭軍隊退縮倒戈

蘇共從建黨初期，就把“採取特別措施，培養、選拔忠誠合格的紅軍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1935年5月，斯大林在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提出的“干部決定一切”的論點，是蘇共指導軍隊建設的綱領性口號。為確保各級軍官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並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蘇共及其軍隊採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干部晉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嚴格的選人用人標准和軍官政治審查、實踐考驗識別制度。在蘇聯最危急的衛國戰爭初期，從勞改營放出來的軍官，有的還背負著不白之冤，仍然帶領部隊英勇作戰，直到犧牲﹔他們沒有因冤而放棄對黨和國家的忠誠，臨陣退縮或臨陣叛變﹔羅科索夫元帥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直到戰后他病亡時，檔案中仍然留存著內務部槍斃他的命令。

為掃清“改革與新思維”的阻力，推開“政治多元化”，戈爾巴喬夫取消了蘇共中央及總政治部對軍官晉升的政治審查，利用“魯斯特事件”安排了大批“新型軍隊領導人”。截止到1988年底，國防部長、總參謀部所有的副總長、所有的部隊集群司令和艦隊司令、所有的軍區司令全都被撤換。蘇共廢止軍隊干部政治審查制度的后果，正如俄羅斯總參謀部上校尼·布蘭涅茨所說：“它常常把有能力的人逐出軍隊，同時把庸人留在部隊，使騙子扛上將軍肩章”。（﹝俄﹞尼·布蘭涅茨：《棋子——國防部秘書眼中的俄羅斯將軍們》，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頁）軍官隊伍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度、可靠性迅速下降，軍隊領導層嚴重腐敗、軍心渙散、派系林立。蘇聯解體前后的車臣分裂運動頭目杜達耶夫少將、烏克蘭獨立運動分子伊萬·畢贊中將和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都是在這個時期被提升至高級將領或重要崗位的，並拉起了自己的“一杆子隊伍”，隨后又變成了蘇共及國家的掘墓人﹔特別是蘇軍戰略預備隊——空降兵的軍官隊伍，在其中扮演了神秘而關鍵的角色。

蘇軍空降兵受總參謀部直接指揮，司令格拉喬夫曾經在阿富汗戰爭中擔任空降師長，榮獲過蘇聯英雄稱號，在空降兵部隊中有極高的聲望，被戈爾巴喬夫破格提拔后，空降兵實際上變成了他“一個人的部隊”。在蘇聯“改革與新思維”的動蕩時期，空降兵參加了維護國內秩序的每一次行動，軍官隊伍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集團”。“8·19”事件中，格拉喬夫政治上的兩面性，使得空降兵部隊成為緊急狀態委員會與民主派兩股勢力爭奪的對象。格拉喬夫指揮圖拉空降師進入莫斯科執行緊急狀態任務時，國防部下達給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立即通報給葉利欽及其支持者，並召回了正在休假的空降兵副司令列別德，讓其率領先頭團挺進俄加盟共和國辦公大樓——白宮。在民主派勢力與緊急狀態委員會斗爭最激烈的關鍵時刻，格拉喬夫一方面與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拖延后續空降兵部隊進入莫斯科的時間﹔另一方面，讓列別德親率一個營進入白宮，並調轉炮口。格拉喬夫對國防部宣稱，自己進入了指定位置﹔對葉利欽則說，自己派傘兵部隊保護民選總統。空降兵的實際行動，振奮了民主派及其支持者的士氣，局勢很快轉向了有利於葉利欽的一面，列別德率領的傘兵營也隨即宣布保衛葉利欽、同民主派站在一起。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危亡關頭，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許多軍官堅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然而他們找不到忠實的部下替他們殺人”。（﹝美﹞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頁）格拉喬夫則帶領空降兵，一個人就“搞黃”了整個蘇聯。

（作者：廣州軍區某集團軍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