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蘇共推行的“改革與新思維”，瓦解了黨對軍隊領導的思想基礎，致使危急關頭軍隊無法統一決心、統一意志

在蘇共的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一個部，具有單獨的指揮鏈”。依靠這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和指揮鏈，列寧的戰爭觀、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傳統曾經是蘇軍建設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是蘇共統一軍隊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在衛國戰爭莫斯科會戰的緊要關頭，蘇軍316步兵師指導員克羅奇科夫沖向敵坦克的最后一句吶喊——“俄羅斯大地遼闊，但我們已經無路可退，我們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迅即成為從司令員朱可夫到士兵的戰斗口號，凝聚起所有會戰部隊的戰斗意志，以至於希特勒專門下達了“把在戰場上抓到的蘇軍政治委員統統就地槍斃”的政治命令。面對1942年春夏兩季災難般的戰場形勢，斯大林及最高統帥部“不准后退一步”的第227號命令，立刻統一了各級指揮員的決心和意志，使蘇軍在經歷了斯摩棱斯克、基輔、明斯克、頓巴斯、維亞茲馬等一系列戰略性會戰慘敗后，終於頂住不倒、不散，並反敗為勝。二戰后，在維持雅爾塔國際格局中，蘇共關於戰爭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主張，更是蘇軍軍事學說、軍事戰略和在東歐保持龐大軍事力量的政治戰略依據。

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與新思維”，使軍隊的政治思想基礎被釜底抽薪。“政治新思維”，使蘇共失去了在軍隊意識形態領域上的主導權，軍隊中“非政治化”、“國家化”思潮泛濫。蘇聯各種輿論媒體對國家政治制度的攻擊和對歷史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一方面從根本上動搖了廣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在軍隊內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組織分裂，贊成改革與反對改革、積極參加與消極厭惡政治活動的將校級軍官之間形如冰火、嚴重對立。“外交和軍事新思維”，使駐東歐和蒙古的“數百萬軍人及其家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如同潰逃一樣拋家棄業，丟棄裝備、靶場、機場、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房屋和設施撤軍回國，駐扎在野外空地、帳篷或者借居在別人家中”。“迫不及待地單方面裁軍與投降般地削減戰略核武器、中短程導彈，使軍隊瞬間產生了大量沒有思想准備、沒有預案的工作任務和海量般的問題”,“榮譽感、自信心和尊嚴喪失殆盡，蘇軍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政治力量不復存在”。（﹝俄﹞根納季·亞納耶夫：《捍衛蘇聯的最后一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年版，第6頁）

與蘇共主動放棄軍隊意識形態領導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各種反對派、民主派加緊拉攏與扶持軍中親己勢力。葉利欽專門授意和安排自己的助手尤裡·斯科科夫與軍方、特別是空降兵多接觸、保持聯系。1991年2月，葉利欽專程到圖拉空降師觀看演習和慰問。在聽取部隊急需解決困難問題的匯報后，他在隊前講話中說：“一旦我當選俄羅斯總統，將給圖拉空降團軍官和士官增添五百套寓所。”午餐時，葉利欽問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如果突然出現某種特別狀況，合法選出的俄總統遇到危險、叛亂，是否可以依靠軍人、依靠你呢？”格拉喬夫回答：“是的，可以！”（﹝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70頁）1991年3月，蘇聯就是否保留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舉行全民公決，國防部長亞佐夫嚴肅地對媒體講：“蘇聯其他東西還可以分，但軍隊、核盾牌決不許瓜分，這是不可思議的”。“張三、李四、葉利欽都可以當總統，但國家不能變，軍隊是不可分裂的”，“蘇聯武裝力量是社會團結、政治穩定的極為重要的因素”。（肖楓：《蘇聯解體我的解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頁）他可能沒有認識到，蘇共及其軍隊政治思想上的解體，已經徹底動搖了官兵的理想信念，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國家實體的崩潰。

在動蕩的1991年，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一些軍官示威性地撕毀了黨証，並故意大聲地給同事講，他們的祖父曾經是自衛軍成員，或者他們的祖父曾經放火燒過蘇聯最初建立的集體農庄。”（﹝俄﹞尼·布蘭涅茨：《沉淪之師：俄軍總參謀部上校手記》，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頁）“8·19”事件中，海軍司令切爾納溫、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火箭軍司令馬克思西莫夫、列寧格勒軍區司令薩姆索諾夫從一開始就質疑或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則率領開進莫斯科的空降部隊，兌現了對葉利欽的承諾。“8·19”事件后，辭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以蘇聯總統身份奔走呼號，想挽救“聯盟”免於散伙，然而，失去了蘇共和“多民族、統一思想的軍隊”作依托的總統，分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