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非典”十年：公共治理體系變革

編者按：突發性公共危機，尤其是群體性事件與公共安全危機，事發時都曾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傷害。但與此同時，若事發后對事件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管理弊端進行及時的總結反思，採取有力措施改進工作機制，這類事件的發展就能夠成為推進我國相關領域工作的重要節點，“非典”的發生即是如此。

　　“眾志成城，抗擊非典”的口號言猶在耳，一場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公共治理體系變革已經走過了卓有成效的十年。“非典”危機帶來了我國政府對改革和發展的全面反思，中國公共權力結構朝著公開、透明、問責、效率的方向不斷改進。
　　“非典”對我國公共治理體系的挑戰　　
　　十年前，一種未知的冠狀病毒悄然降臨中國，在中國乃至全球引發了一場疾病大流行。突發性的外部沖擊、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以及脆弱的社會管理機構三重因素交織，在我國迅速演變為一場危及政治和社會穩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我國政府在執政理念、管理體系、信息公開、綜合協調和國際合作等方面的原有積弊在“非典”危機中暴露得一覽無遺。
　　在執政理念方面，速度型發展模式已經不合時宜。速度型發展最重要的特點是以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作為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政策目標、損益分布、社會心理和績效評價等各個方面形成了強大的制度慣性。由於經濟發展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公眾關注的焦點從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逐漸轉移到與健康、安全和環境相關的風險問題上，人類社會“從工業社會過渡到風險社會”，速度型發展過度地關注經濟效益，已經無法滿足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非典”危機再次凸顯了我國的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城市發展及農村發展還不夠協調的矛盾，意味著必須對執政理念做出重大反思和調整。
　　在管理體系方面，“非典”危機暴露了中國行政管理體系中非常態管理職能的長期缺失。當時我國政府部門的職能以常態管理為主，沒有系統的應急准備體系、沒有統一的應急預案、沒有強有力的應急指揮和協調機構，應對危機的方式主要依靠政治動員下的平戰轉換機制，缺乏具有綜合協調功能的應急管理主體機構。而將常態管理中的“科層制”照搬到非常態管理的結構中，一方面限制了下級的主動性，不利於一線指揮和處置人員第一時間的臨機行動，另一方面限制了資源的整合利用，造成了我國危機應對行動的臨時性和低效率。
　　在信息公開方面，政府信息的發布原則、法規制度和技術手段遭受嚴重挑戰。一方面，醫護人員和普通公眾暴露在巨大的感染風險中，甚至有的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另一方面，權威信息的真空成為滋生傳言和謠言的溫床，在粵、港、京等地造成了社會恐慌，嚴重侵蝕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系統內部信息單向垂直傳遞的低效和失真。一些地方政府試圖將疫情信息鎖定在本地范圍內，向上級單位瞞報或謊報病例數據，而上級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快速獲取信息的渠道和手段。二是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內緊外鬆”、“內外有別”的信息發布原則，導致社會媒體“集體失語”。宣傳主管部門抗非早期下發的文件中要求對“非典”新聞報道採取統一口徑、統一數字、統一處理方法，並要求強調疫情已得到控制。2003年 4月3日，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記者招待會上介紹北京“非典”病例為12例，死亡3例，而實際掌握的數據是所披露數據的6倍。“非典”事件中的信息危機顯示出我國政府在公共信息的傳播理念和機制上存在嚴重不足，盡快建立健全在公民知情權基礎上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成為人們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