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間我國公共治理體系的進步　　
　　“非典”之后，在自然災害、安全事故、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各類突發事件的洗禮中，我國公共管理體系不斷發展成熟，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取得抗擊“非典”的勝利之后，對其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反思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理念。“以人為本”將長期聚焦於經濟發展而不及其余的思想扭轉為關注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根本任務上來，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從速度型發展模式向規制型發展模式的轉型，全面回答了為何執政、為誰執政、靠誰執政的問題，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特點，代表了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意願，能深入指導社會實踐並接受實踐的檢驗，是黨的執政理念的一個飛躍，統領了公共治理體系的變革。
　　“非典”危機也開啟了全面推進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政策之窗”，2003年成為我國現代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元年”。2003年以后，我國逐步建成了以“一案三制”為代表的現代應急管理體系，應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不斷提高。應急管理體系的建立發展和完善了原有的以常態管理為主的行政管理體制，常態管理和非常態管理成為我國行政管理體系中兩大並行的職能。2006年，我國在國務院辦公廳中設置了應急管理辦公室，履行值守應急、信息匯總和綜合協調職能，發揮運轉樞紐的作用，逐步建成了“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應急管理體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條塊分割”的碎片化管理格局，實現了應急管理從單一性到綜合性、從臨時性到制度化、從封閉型到開放型、從應急型到保障型的四大積極轉變。
　　應急管理體系的建設牽動了行政管理諸多領域的改革。首先，建立了公開透明的信息發布制度。2003年5月9日，針對信息失真和社會恐慌的緊迫形勢，國務院公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該條例從起草到公布實施僅花了26天時間，是我國歷史上出台最迅速的行政法規。2008年5月1日，我國公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信息公開的范圍、方 式 和 程序、監督和保障機制實行了正式的法規約束。各級政府則在實踐中不斷創新政務信息公開的方式方法，完善了原有的信訪制度和聽証制度，建立和發展了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一些政府部門開設了網絡平台和實名微博。信息溝通形式由原來的單向發布轉變為政府和群眾的雙向互動，溝通手段由傳統媒體轉向更為廣泛快速的網絡、手機等新媒體，這些公共管理方式上的積極轉變形成了當前“網絡反腐”、“微博問政”等高效的群眾監督機制，大大加強了政府和人民的聯系和互動。
　　其次，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加強了黨政軍、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的綜合協調，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在公共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凸顯。政府權力開始逐步下放到地方、社會和基層領域，社會各方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得到了更大的發揮，極大地彌補了政府應對的盲點。“一案三制”理論對增強黨的執政能力、轉變執政方式、實施依法治國，都有積極的啟示性作用，推動社會治理結構的扁平化和群眾參與管理的形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增添了新鮮內容。
　　再次，中國的行政問責制度在發展中不斷完善。2003年4月20日，面對“非典”肆虐的緊迫形勢，黨中央、國務院罷免了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職務，成為啟動行政問責的標志性事件。2009年出台的《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在必須問責的7種具體情形中，至少有4種和突發事件或應急管理直接相關。“問責風暴”滌蕩了行政管理中不作為、亂作為的積習，為透明政府、效率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設吹進了正氣之風。
　　最后，我國參與全球公共事務治理更加主動與自信。“非典”后期，我國與世衛組織展開了廣泛深入的合作，積極配合專家組在中國的調查，對香港建立疫情直接通報機制，重塑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公共衛生領域的國際合作趨勢還向其他的公共領域延伸，我國已在遏制全球變暖、防治艾滋病、打擊恐怖主義、防范金融危機等領域採取了與國際接軌的治理機制和方法，通過國際合作平台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能力。